〔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1)04-0179-10 一 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是外来文化冲击，即所谓“横向移值”的产物。如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外入性”而非“内生性”，也就是“被迫的现代化”一样，中国文学的启蒙思潮也带有极大的“被动”成分和“他者”化色彩。这一说法的根据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其一，启蒙思潮是打开国门后由一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必然有极大的西化倾向；其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尚不像西方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有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充分发育，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基础上，尚未具备产生启蒙运动的土壤；其三，中国没有理性主义传统，没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因而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现代启蒙主义。由此进一步得出中国启蒙思潮是西化的产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该说法在逻辑上既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事物运动规律的论述，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出现了大规律的两次启蒙思潮与启蒙运动，首先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明末“萌芽”期相比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庞大，初步具备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数量不断增长。这是近代启蒙运动发生的物质基础与前提。实际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8世纪启蒙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其经济基础、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并不比一个或几个世纪后的中国进步多少，如果像上述第二个理由那样以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来否定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物质根据，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当然，启蒙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以“人的觉醒”为核心的人文思潮，抑或作为一种基于文化精英阶层的超前的文化批判精神而产生的思想重建意识，它都必然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上、哲学上或人学意义上的文化根源。由此观之，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也有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来看，大多都受过传统思想的浓重影响，但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其内部亦有分支。就哲学思想来说，就有程朱一派与陆王一派。程朱派提出“天理”二字，把它说成是永恒的真理，封建的纲常伦纪，是万古常存的天理，是绝对不能动的，是人们永远信奉的道德规范。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于旧有的一切，不敢存丝毫的怀疑之念，只有循规蹈距，亦步亦趋，把人们搞得非常的拘泥和迂腐。至于陆王的哲学，则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提出“心即理”的主张，倡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某些人来看，具有这种思想的是敢于冲决罗网并勇于否定旧事物，接受新事物的。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陆王的信徒，他们的启蒙精神应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汲取了传统思想的灵感。 辛亥革命后，民国名存实亡的局面，导致了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失望，更有甚者还全盘否定了西方的整个文化系统，将目光重新转到中国传统上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种倾向显得尤为突出。不过在尊孔问题上，虽有些人像康有为那样主张立孔教为国教，并将思想复古政治化、运动化，但知识界仍然有相当学者更倾向于从学理上研究孔子学说，以保持中国传统。辛亥革命后一些报刊明确提出了发扬中国国粹的宗旨，民国元年及稍后创刊的《中国学报》、《学艺杂志》、《国学杂志》等就主张“保存国粹”，“倡明国学”，在知识界掀起一股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风气。与孔教会的尊孔活动不同，为了强调学术性和学理性，他们虽然表示要尊孔，但并不主张将儒学尊为国教，认为不尊孔或者把孔子捧得过高都是不明智的。其特点一是既不主张单纯将传统思想定于一尊，也不明确反对欧化，而力求兼融中西，同时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求寻现代性的理论新根基。他们认为，在欧西文明大量输入之时，“求欧化而兼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若“数典而忘祖”，无异于“舍田而耘，立见其败”。（注：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1912年第1期。）为了发掘国粹的现代性价值，苌碧提出：“儒家之学即教育学与政治学也；道家之学即哲学也；阴阳家之学即步算学也；法家之学即法律学；名家之学即伦理学；墨家之学即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纵横家之学即交涉文学；杂家之学即各种应用学；农家之学即种植学；小说家之学即喜剧悲剧之学也。彼西土名人旦夕讲求夸为绝学者，何一非吾中国二千年前所阐发无遗者耶”；“西学之学，始实皆窃吾周秦诸子之绪论发挥而光大之”。由此他认为“学无中外，贵在适宜，如周秦诸子之学皆足与西学相印证，吾能博采兼收互为发明，则成一完全之学术不难矣。”（注：苌碧：《广司马谈六家要指》、《学艺杂志》1912年第1期。）不过从这些主张的基本倾向来看，所谓“学无中外”，中学西学之“相印证”，其实质与用意在于恢复传统思想与传统学术的主流地位。针对近代以来，西学大量涌入中国的混杂现象，他们慨叹：开关以来，输入新学不少，然“吾国先圣昔贤之留遗”则几近“泯没”，为此必须昌明国学，以学习古圣贤救国救天下之心，救国救天下之学。尤其是经学被视为中国国粹之源，主张尊孔读经。《国学杂志》还发表《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提出各学校应配置读经讲经课，每天一课时。初小读《孝经》，高小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学读《礼经》、《书经》，大学则设经科，兼学群经。这些主张其目的是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挽救国民“人心”，与袁世凯明令全国中小学讲经读经以配合帝制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该主张显然不该倡导于此时，结果被袁利用为达到政治野心之手段。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时倡导经学，即使不被袁利用，它也无力“挽救民心”，这只不过是一代知识分子真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