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风吹拂的日子里，我忙里偷闲地拜读了刘元举已经出版的大多数散文作品，它们是散文集《黄河悲歌》、《西部生命》、《上帝广场》、《表述空间》，以及可以称之为广义散文或大散文的长篇纪实文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以下简称《爸爸的心就这么高》）等等。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对我的吸引和打动是持久的、多方面的，它们常常让我产生联翩的浮想和久久的回味。而在所有这些吸引和打动中，最让我感到激赏不已的，则是作家贯穿于大部分作品字里行间的那种很是个性化的古典情怀与浪漫笔致，以及由此二者相互映照补充而成的一种沉郁而不失高蹈，宁静且兼有灵动的审美风度。它们把元举的散文和当下许多散文家的创作区别了开来，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元举的散文世界，提供了必要而又可靠的标识。 元举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在他已经踏过的生命旅程中，既有学生时代遭遇“文革”梦魇的不幸经历，又有青春韶华对劳动艰辛和生存不易的深切体尝，更有80年代以来，立足于文学战线，积极参与全社会思想解放、经济变革、体制转型的丰富实践……所有这些并非轻松的历史邂逅和命运前定，都使得元举在写散文时，既无法像上一辈作家那样，在强大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下，简单而执著地沿着政治向度做激流勇进式的抒发；也不会像当下活跃的文学新人类那样，热衷于抓住主观感觉和情绪，更多沉溺于才智的炫示或语言的狂欢；而是情愿放出空前睿智的目光和日趋强健的灵魂，透过异态纷呈的历史与现实景观，去探照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含义和生命真谛。于是，我们在元举的散文世界里，看到了一种迥异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意绪。一种熠耀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与人本光芒的古典情怀，一种以关心人的价值、张扬人的潜能为主要内涵的，被作家自己称之为“神性”的审美特质—— 不是吗？元举写散文，喜欢抓住一个又一个的大题目，做系列的搜集和表达。迄今为止，他已经初步推出了有关钢琴音乐、建筑艺术、中国西部、欧洲建筑与文化等几个大题目和大系列。而这每一个题目的选择和每一个系列的建构，对于作家来说，都不仅仅是某种兴趣的满足，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生存质量的贴近与审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张扬。例如《表述空间》一书，其笔墨虽然涉及到了中外建筑领域林林总总的人物、事件、背景、作品和知识等等，但作为基本线索和中心意脉的，却是人与建筑的深入对话，是作家穿行于光怪陆离的建筑之林时的人性抚摸与人格感悟。正因为如此，我们透过该书所看到的，既有人对建筑的尊重和建筑对人的体现，又有人对建筑的轻慢和建筑对人的漠视，它们把人与建筑的相互关系，在一个较深的层面上，清晰而生动地揭示了出来。一部《上帝广场》是作家漫游欧洲的收获，该书开阔的视野和舒展的叙述，无形中聚拢了那么多亮丽的风景，奇异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同时也承载了作家自己绵绵不断的异域观感和家国沉思。它们踸踔恣肆，异彩缤纷，但最终又可归于一个大抵统一的主题，这就是：面对种种艰困与挫折、诱惑和异化，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应当怎样保持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与尊贵，应当怎样让自身的生存更具魅力也更接近诗意。纪实文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讲述了一位天才般的钢琴少年，在父亲的引导、培养和呵护下，创造艺术奇迹的故事。内中小主人公和他爸爸的形象固然真切感人，但作家投注于他们身上的有关两代人生命质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又何尝不触动读者的灵魂。至于采撷于中国西部大地的《黄河悲歌》、《西部生命》二书，更是在展示人与自然的强力冲撞和整体较量中，真诚呼唤着傲岸、壮美与崇高，深情讴歌着劳动、进取与创造，充分肯定着理想、信念与意志，从而交织成慷慨悲歌，气势磅礴的人生大写。毫无疑问，如此这般的追求，都把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人学”品格，表现得昭然而又沛然，平生出令人神往的魅力。 统观元举的散文世界，其浓郁的古典情怀和强烈的人文精神，不仅单单体现在许多作品整体意向的把握与传达上，而且还常常渗透于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勾勒与评价中。熟悉元举散文创作者大都知道，多年来出现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历史与现实生活里的强大者、成功者、超凡者，同时也包括悲剧式的英雄；另一类则是处于不同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下的普通人，以及生活中的弱势者和逆境里的奋斗者。在同历史的成功者和生活的强大者相遇时，元举每每拥有足够的热忱和智慧，并很善于运用这种热忱和智慧，去激活不同对象身上蛰伏的卓而不群的精神亮点和生命神髓。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视线里常常闯进一些高度个性化的人物：二战时西欧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凭着对战争规律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不断地出奇制胜，创造辉煌，最终竟使残酷的军事对抗产生了神奇的艺术意味，他自己也因此而赢得了“军事艺术家”的称誉（《上帝广场·艺术家巴顿》）；美国佬赖特既非豪门出身，又无正规学历，他原本只是一个土里土气的移民后代，然而却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划时代的建筑大师。其中成就他的主要是威斯康星的峡谷、草原和牧场——是这一切给了他开阔的胸怀，浪漫的气质，聪颖的悟性，以及对美国文化独特的感受能力，当然也包括大胆执著的实践精神（《表述空间·走近赖特》）；中华男儿郎保洛、雷建生，选择了用江河的激流来砥砺意志，谱写人生，他们并非不知道面临的危险，但却毅然用生命向危险挑战，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决定了他们即使被黄河击碎，也依然不愧为时代的英雄）《黄河悲歌》）……诸如此类的人生视景尽管在“行当”上相去甚远，但却都包含了一种堪称“美丽”的东西，它们使读者真正体验到了面对生命的心驰神往。 然而，在走近生活中的普通人和弱势者时，元举便多了几分抑郁，也添了几分柔情，其笔下的文学亦仿佛深沉和舒缓了起来。它们尽可能直观地讲述着：19世纪饱尝社会戏弄和命运揉搓的巴黎茶花女；在国内外历经坎坷、倍遭磨难的女画家杨光素；善良而又孤傲、大度但却不幸的图书管理员李小路（《上帝广场》）；当然还有那许许多多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的柴达木石油工人（《西部生命》）。而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悲天悯人，同情弱者，而是作家从自己曾有的底层生活经验出发，与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弱势者，所进行的一种真诚的、平等的情感沟通和心灵对话。显而易见，以上两种人物的描写与评价，是投注了或者说体现着元举现实的人生态度和主张的，即：推崇积极入世积极进取，礼赞生命创造生命潇洒，但是却又绝不简单的以成败论英雄、定褒贬，而是在此同时，关注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呼吁社会的良知和公平。应当承认，这样一种倡扬强大而又不遗弃弱小的人生态度和主张，在今天既需要竞争，又需要道义的社会环境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它不仅把文学作品同样应当拥有的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时代精神嫁接了起来，而且还为因处于变革大潮而很容易观念倾斜、顾此失彼的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立场。这庶几是元举古典情怀特有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