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1)04-0050-07 一 无名氏30年代开始创作,成名于40年代,前期创作主要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写成的。但他的创作却有异于特定意义上的“时代写作”——“抗战文学”。何为“抗战文学”?并不是抗战八年期间所出现的文学就可称为“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有它特定的内涵。正像当时人们定义的那样:抗战文学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1][P247]。无名氏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与时代主导文学由亲和到疏离的过程,这种变化一方面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读者,使他进入了为数不多的畅销书作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又给他招致了来自其时代的“进步文化阵营”和“保守文化阵营”的双向夹击。前者将其贬斥为一种“庸俗的”“新鸳鸯蝴蝶派”小说;后者则一直将其视为“整个抗战时期影响最为恶劣的作品”。(见台湾周锦写的现代文学史论著)主要原因在于他的作品既不合于抗战后期进步文化阵营“求民主的呼声”的主旋律,也不合于张道藩为文艺制定的“六不五要”的国民党官方文艺政策。无名氏以一种轻逸姿态跃然于这种时代对抗之上,从现代文学日益政治化的时代趋势中突围而出,重新回到了一种审美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轻逸”在他表现为一种化实为虚式的看待人生和现实的独特视角,一种与社会政治视角不同的审美性的超然直观视角。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增负”式的对于人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强调,后者则是一种“减负式”的个人性的对于人生意义的体验和感悟。他力图逃避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对于人的生活的归罪和裁决,为个体的非理性的人的生活辩护,强调人的生存的个体性原则。这种个体性原则是现代性文化立足的一个重要基础,它的确立与浪漫主义文学倾向有直接关系。 汉娜·阿伦特曾这样谈到浪漫主义与个人性问题:“卢梭和浪漫主义通过对社会的反叛发现了隐私性,这种反叛首先针对的是社会领域的那种欲将一切削平的要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在于每一社会的顺从主义。”[2](P71)所谓顺从主义即视社会如家庭,假设人们都是仅有一个观点、一种利益的家庭成员。代表着这种共同利益和单一观点的是家长,他们根据这种利益和观点来进行统治,让大家同心同德地奔向某个目标。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而现代公共领域则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2](P73)。现代公共领域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让其存在、竞争、表现的公共空间,然而这个五四以来初萌的公共领域在抗战这种特殊情境中又面临被一统化的趋势,以致无名氏不得不为他小说中人物的个人选择——“出家”、“隐遁”作这样的自我辩解:“对于抗战,过去五、六年,我也总算尽过一点个人责任了。看世界大局,盟军胜利,已是决定性的了。我为我的隐遁,感到歉疚。然而,像我这样的畸人畸行,世间极少,我的生灭,对社会只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我仍为我的扮演闲云野鹤表示遗憾。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万事万物,不能全按道义的钢模子去浇铸,例外的怪事总免不了的。”但这种用“道义的钢模子去浇铸”一切的趋势是当时的主导趋势,以致个人性情感始终被压抑于地平线以下,处于一种文学上的失语状态。而无名氏的“媚俗”之作,则让这种被压抑下去的个人性话语浮出了海面。 关于文学中的爱情主题,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和理解。自鲁迅《伤逝》一出,对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爱情表现可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鲁迅写的是从云间坠落到地面上的爱情,也就是强调“爱”是必须有所附丽的;再超凡拔俗,再罗曼蒂克的爱情,最后也得落脚于丑陋的物质之上。这固然是独具只眼的现实主义者从缠绵悱恻、光怪陆离的爱情中所发现的一个真理,但是爱情并不因为它须附丽于物质之上而失去它的神秘、浪漫、超脱和诗意。正如不能从“每一朵玫瑰花下面都看到坟墓一样”,人也应该可以有他做梦的权力,暂时离开地面想象自己像鸟一样在空中轻捷地飞翔的权力。爱情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爱情是一个可以让人在梦想和现实交界处大做其梦的领域,爱情文学中的极品往往是集中了人性的全部精粹,借爱情来透视人性的杰作。这种爱情之作也就超越了爱情本身而具有了深厚的人性底蕴,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爱情来悟生死,达到对人生更高的觉悟的。这种努力在无名氏的成名作中是非常明显的。 与同被称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徐訏相比,无名氏是一位入世较深,生活态度也更积极、执着的作家。无名氏第一篇较为成熟的小说发表于1937年。从这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来看,他隶属于五四时期个性反抗的文学传统。虽然这种文学在“红色三十年代”已是强弩之末,被左翼文学挤向边缘,但还有莽原社高长虹一类的作家在坚持这种对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批判立场。无名氏和他们可以说是情趣相投的。小说所写的是尼采入疯人院丧失理智之前最后阶段的心理意识活动。在经历了大寂寞、大苦痛、大绝望的人生之后,尼采变得“酷爱黑暗,它里面泛滥着晔晔的芬芳,洋溢着天鹅绒似的温暖,辐射着幽秘的紫色火焰,他竦惶的但不可抗拒的拥抱它,每枝血管幽咽着一泓恬静……”这种对黑暗的酷爱实质上是对一种死亡的宁静的渴望。他并不是一位出于天性的“爱黑暗者”,只不过是因为“光明于我何所有——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未来的未来才是我的哪!”在他所预言的虚无飘缈的超人时代到来之前,他只能永远待在这种精神的黑暗之中。这种孤独的先觉者的痛苦在五四一代人那里是深刻地体会到的,因此他对于时代、社会的沉闷、黑暗的诅咒也就能引发一种反抗者的情感共鸣。无名氏在这里集中渲染的也正是这种不被理解的先知的愤怒:“他(尼采)从未这么气愤的憎恶过一切:这比北极还冷的社会,比金钢钻还顽固不化的‘学者’们,比驴子还愚蠢的知识分子,……他喃喃恶詈着基督、瓦格纳、野蛮的德国文化界、欧洲的阴柔主义——然而,他感到空前绵延迤逦的寂寞。”这说明在创作之初,无名氏是担负着新文学的“人的启蒙”的道义责任的,他所表达的理想与启蒙主义理想还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