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5-0100-05 1901年10月19日，浙江奉化大堰村一户耕读传家的老宅门里生下一个男婴。也许是为抗议此前一个月清朝政府刚刚向西方列强签下让中国全面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表示不愿做封建末世的顺民吧，他没有脉搏，没有呼吸。三天之后，当一个老堕民（“堕民”是浙东世代最受欺凌的特殊族类，一生只能从事别人婚丧嫁娶中最卑微的杂务，年节则演出小戏以求赏赐），抱起这个死婴在山野掩埋之时，才发出第一声哭叫。那充满底气的声音似在向世界宣布：中国虽然多灾多难，但我不愿扭头就走，对义务我要承担，对理想我要追求。这就是王任叔——巴人。 他是唱“挽歌”的诗人、“民间小说家”，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年轻成员。作为革命者，他是浙东早期的共产党人和跨党的国民党员。他浙东崛起、广州从戎、日本游学、左联实务，他宁汉韬晦、“孤岛”苦斗、南洋流亡、星岛受命。建国后他出任大使，继则是总编辑和研究员——为官为民，不堕其志；四次婚变，五陷囹圄，炼狱人间——真赤子竟成“反革命”。1972年，正当国人被“四人帮”整得或三缄其口或心理变态之时，蓬头跣足的老人却在故乡的山野里喊出了一般人喊不出也不敢喊的两个字：“打鬼！打鬼！”他哪里是什么精神分裂，不，他至死也是位伟大的智者。 他的一生是一部奇书，他把人的思维能量和运作能量推到灿烂的极致。他的文化人格，使他由青年时代嫉恶如仇的“雷雨先生”、青春偶像的“大众情人”，发展到中年时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活鲁迅”、“打鬼的钟（馗）进士”、“端·巴人”（印尼人对哲人智者的尊称）。 他的活动领域由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戏剧、鲁迅研究、编辑出版、翻译、理论批评，而教师、军人、秘密工作、党务、外交、印尼史学……他160来个笔名（是已知中国作家笔名最多的一位）很能说明他涉足范围之广，上千万字的著述，证明他给我们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之富。 “巴人”这一名字已包容于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也涵藏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秘。不管你是研究文学，还是史学、哲学、社会学，你都可以在这个名字之下找到参照之物。正因为如此，这位在生前没有享得“文豪”、“大师”声名的人，在他身后的1986年至1997年，在宁波、丹东连续4次召开全国范围的巴人学术研讨会。研究论文数以百计，研究专著已近十部。随着巴人生前未刊遗著如《冲突》、《莽秀才造反记》、《女工秋菊》、《旅广手记》、《五祖庙》、《点滴集》、《印尼散记》、《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巴人文集》的出版，他的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二 巴人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情超常广阔，巴人的投入范围与气魄，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项背。下面仅就其作为文学家，作一些评估。 巴人是文学研究会诗人之群中被郑振铎称作为“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他在1921年就开始了新诗的创作，他手订了一部以《恶魔》冠名的充满了对旧文化旧传统彻底反叛精神的新诗诗集，郑振铎从中选取了一些分期发表在《文学旬刊》上。1923年，巴人出版了《情诗》，这是新诗继《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冬夜》（俞平伯）、《蕙的心》（汪静之）之后的早期成果。它前后二十余章，无标题，列编号，各章既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短笺，又是具有整体构思的长诗。1923年发表在《文学周报》上的长诗《从狭的笼中逃出来的囚人》，以250行篇幅塑造了一个至死不向恶势力妥协，宁可投向自由的大海的造反者形象。再加上巴人众多表现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在艺术上常赋予哲理的寓意，这常让人误认为他是创造社的诗人。未刊长诗《洪炉》成稿于1922年，1924年又作修订，计746行，作为叙事长诗，它比1926年朱湘发表的长诗《女娇》要早二三年。它的独特价值在于：不孤立地去表现主人公铁儿个人遭遇及复仇故事，而是从揭露现实上升到反叛现实，从个人复仇上升到了阶级反叛。“阶级反叛”这一体现五四精神向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的思想，在郭沫若的《前茅》、蒋光慈的《新马》的若干诗作中有所显示，而巴人的《洪炉》则异常明朗。在艺术上，《洪炉》表现为情节的虚幻化，以人物及诗人的心理时空取代传统的叙写时空。现代化的叙事诗艺，是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楚骚传统在诗人心灵中撞击的火花，它本身意味着中国现代叙事诗的一种成熟（此前，巴人曾翻译过西方短诗在刊物发表），如果《洪炉》及时问世，郭沫若也就不会发出“如今的诗人，可惜还在吃奶”的浩叹了。未刊长篇叙事诗《髑髅哀歌》计480行，从表面层次看，这一部由有爱、美、悲三要素构成的爱情悲剧，它的唯美主义倾向使人想起王尔德的让人肌寒魄冷的《莎乐美》。从更深一层次看，说它是写阶级的对立使穷人的爱之追求破灭亦无不可。而从诗人当时的创作心态来分析，其更深的意蕴在于：以沉重的悲剧意识讴歌对理想至死不渝、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大型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系诗人1944年在苏门答腊流亡时创作，1952年他卸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后完成第四稿的宏篇巨制，全诗以两千余行篇幅写一个域外民族的历史、现实与理想，这在中国诗坛尚属独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