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少小离别的家乡凤凰，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第279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1版。）。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并没有重要的创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流亡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沅陵大哥家住了几个月，直至1938年春天到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长河》只完成了四卷计划中的第一卷，发表和出版过程中屡遭删节和扣压，可说是命运多舛。 这后两部作品和前两部相对应，不妨看成是湘西题材的延续。不过，对于这里要讨论的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来说，从这种延续性中分明已经裂变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因素。这不同，正可以作为“沈从文的四十年代”的“引子”。 简单地说，如果《湘行散记》和《边城》可称为“牧歌”的话，《湘西》和《长河》已经不太能够保持舒缓的调子和柔和的心态——迫切的“问题”来了。写于1942年的《〈长河〉题记》里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惟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的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可是，他同时也深切地意识到，“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5-6页。）。 纠结在这两部作品中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对湘西特殊的历史、现实和将来命运的忧心关注和悲观的预感，另一方面，所有的关注和预感都关涉着现代中国的当下实况和来路去向。后一方面的普遍情境自然不可能包含和消融前一方面的特殊存在，但湘西也绝不是孤立封闭的社会区域。《〈长河〉题记》明白地告诉读者：“‘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虽然在写《边城》的时候，便见出湘西“在变化中堕落趋势”；虽然《湘行散记》就试探性地、不为人注意地“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屈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样式，加以解剖与描绘”，但这些观察、感受和思想真正落实到作品中、成为作品的重心，还是要等到《湘西》和《长河》；而且，这样的思想意识，要到写《湘西》和《长河》的时候才清晰、明确和强烈起来，沈从文在这个时候回过头去看以前的作品，与当初写作时的心境和想法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2、4页。）。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问题”意识泄露出来的强烈的危机感和日益加深的焦虑。 危机和焦虑并不仅仅是由外在的社会现实所引发的情绪、意识和思想的状态，在沈从文这里，外向的关注与内向的探索，并不如通常表述的那样是相反方向上的事情，个人生命把里里外外的纷纭是非聚集融会，如此一来，不仅主体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世界存在于主体之中。整个四十年代，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敏感到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苦恼。有意义的是，持续的危机和焦虑，使日常状态中平整光滑的生命露出了裂隙，从这裂隙中得以窥探隐伏的生命情状。 2 1941年7月沈从文创作了小说《看虹录》，1943年3月重写后发表于该年桂林《新文学》创刊号上，1945年收入小说集《看虹摘星录》（注：八十年代后沈从文作品重新出版，《看虹录》却未编入任何作品集，规模较大的《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至1984年版）和《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都未选收。1992年9月《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十三卷在“旧作新发”栏目里重新发表了这篇小说，1997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出《沈从文〈看虹录〉研读》的讨论，附录了这篇小说，1999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钱理群主讲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书中也附录了这篇作品。）。小说引起的反应，除了“色情”的猜疑和指摘之外，便是“晦涩难懂”的印象，有会于心的读者恐怕是少而又少。沈从文后来就不再写与“看虹”、“摘星”同类的作品，此一方向的生命探索和文学实验废然而止。 《看虹录》有一个题记：“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生命”是什么呢？这一时期沈从文似乎一定要为此寻找到一个本质性的答案，苦恼和困惑愈甚，愈急迫地要确定和给出答案。他提出“美”和“爱”的观念，展开关于“生命”的“抽象的抒情”。小说分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是主体，用第三人称叙述男客人和女主人度过的一个两情相悦的雪夜，其中引入雪中猎鹿的故事，这个男客人所写、为女主人阅读的故事，与他们之间的情事交织在一起，处处充满暗示和隐喻。尤其猎鹿人“我”对母鹿身体的精微叙述，与第二天男客人给女主人信中所写对女人身体的美妙感受，互相阐明和辉映。在这种身体描写当中，非常明显的是“神”性的感受。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是第一人称叙述，把主体部分包裹在当中，这样在结构上就形成了两个层次，中间部分的第二节就好像是套在其中的故事。第一节像个引子，写“我”在空阔而静寂的月夜忽然嗅到梅花的清香，被吸引着走向“空虚”，结果走进一间素朴的房子，开始阅读一本奇书，书有题词，写得明明白白：“神在我们生命里”。接下来的第二节就该是“我”读到的内容。第三节写读到后来，这本书成为一片蓝色火焰，在空虚中消失了，“我”回到现实中。“我脑子在旋转，为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型，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完整造型，重新疯狂起来。到末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在桌上稿本内，已写成了五千字。”（注：沈从文：《看虹录》，《新文学》第一卷第1期，1943年7月桂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