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1)02-0070-04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文学报》头版曾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大发展的年代，散文将在开放和多元中崛起。”[1](P1)今天，我们站立在21世纪的岸头，回眸上一世纪末最后10年的散文历程，不难发现散文这种自由、灵活，善于表现人们心灵状态的文体样式，在困惑中寻求突围，在开放中得到崛起和空前的繁荣。除了呈现出散文写作队伍扩大、散文作品名目繁多、散文读者群体日益庞大等现象外，具体在内部特征上还表现为：在内涵上，理性色彩增强，抒情意味弱化；在写作方法上，“写作”成份增强，“创作”成份弱化；在文体上，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等等。这在建国以来的散文发展史上，的确是极其有意味的现象。本文就这些现象，展开自己的论述。 散文的理性增强，情感弱化 按照一般辞书或教科书上的解释，散文或归纳为“形式自由，结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至三者兼有”；或描述成“题材广泛，形式灵活，写法自由，情文并茂，篇幅短小。”这样的归纳和描述自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和概括性，然而这种表述方法只抓其形，不抓其质。其实，散文“是一种最适宜于主观抒发的文体，是一种‘自我’的文学，‘告白’的文学，‘个性’的文学。”[2](P37)其质是其个性的，而非单一的情感，这已经深深地浸透在现代散文的躯体中。 就现代散文的形成考察，它既有思想觉醒、个性发现与文字解放的产物，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硕果，其灵魂是个性主义。周作人先生曾分析过现代散文产生的原因，认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3](P881)“五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找适合他们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文学样式时，在文化心理上产生对国外随笔“表现自我”精神传统的共鸣和认同。按照郁达夫先生的解释，“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4](P891)在现代散文实践中，作家们似乎更擅长使用随感、抒情色彩浓丽的小品、辩驳文等文体样式，来赋予自己的思想或情感。如鲁迅先生的《野草》集，就是以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文体形式而著称于世。 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眼里，散文几乎是现实关系的同义词，它是真实而无浪漫性可言的。席勒曾经指出，我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科学的现实情况都是散文气的，这种散文气是现实关系的表现；而诗的世界是作为一个与现实的庸俗的世界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是激情与理想的境界[5](P29)。我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王岳川先生也谈过类似的观点，即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意诗思诗情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6](P71)。这种散文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答案是这样的：社会机制的更替时期，社会思维的活跃时期。在这种社会里，各种矛盾纷沓而至，交替重叠，人们需要散文这种“短平快”文体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或批评社会现实，或建构理想世界。客观地剖析中国现代社会，它的两个较为类似的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另一个则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如周作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表述的那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在封建的秩序与震荡的轨迹中前行，象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交替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畅所欲言和明清小品文繁盛，均是“皇纲解纽”年代的产物。对于“皇纲解纽”的现象，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在《文学的纪念》中也有类似的认识，“要是用一种不准确的比喻，说这是一个‘皇纲解纽’的年代，对比以往曾经有过的文学禁锢的史实，却也未必含有贬义。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7](P15) 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各种矛盾纷沓而至，这给思想表现和情感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散文这种骨子里浸透着个性情思、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文体，其能量得到了当代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释放。市场经济是鼓励自由竞争的机制，也是培养个性主义的沃土。最为可喜的一点，即在这块土壤里，一方面知识分子长期被放逐的思想有了较为自由的生存语境，因而有了思想的复归；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了对自身生存权利的解释与表述。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众语喧哗的年代，各种声音在这个时代出现；自然这些活跃的社会思维，直接刺激着承载思想与个性、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散文繁荣。1994年在湖南岳阳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散文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散文必须有思想”，“人类的精神能走多远，散文的精神就能走多远。散文创作不可缺少精神指引。”[8](P19)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作家们就形成这种共识，这决非空穴来风。看来，20世纪90年代散文中理性色彩的加强，是时代的要求。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散文作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史铁生认为：“散文最紧要的是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思想，是对生命的发问。”周涛认为：“散文是思想的美丽容器。”韩小蕙认为：“好的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反映了现实（包括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还要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回答出新的历史时期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新困惑。”楼肇明认为，散文质的规定性就是“文化本位性，与诗与哲学相绾结的思维性，以及在审美变革中的先驱地位。”[9](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