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4-0045-04 从1996年《小说界》“70年代以后”栏目的设立，经1998年《作家》“70年代人”专辑的群体亮相，至2000年《小说界文库·70年代以后小说选》的出版，文坛上的“70年代人”以完整的时代感、夸大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群体护卫精神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群“阴盛阳衰”的面孔：女性除上海的棉棉、卫慧、朱文颖、弥红，江苏常州的周洁茹，南京的魏微，浙江的赵彦外，还有金仁顺、戴来等；男性有北京的丁天、云南的陈家桥、广州的李凡、江苏的金磊等。其作品大都为短篇或中篇，只有个别女性有零星的长篇问世，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她们在批评的瞩目、写作的快乐与毁誉的共鸣中自觉地拧成“特立独行”的集体力量。从其外显的形态来看，这是一群最能发出个性声音的写作者，他们按照自己的说话方式，诉说前几代人从来没有涉猎过的情绪和思想，传达出自己想要倾诉的声音，具有鲜明的个人意识；但同时，他们又在批评的声音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捍卫“70年代人”这一无论切实无论虚妄的存在。周洁茹在《活在沼泽里的鱼》中说：“我们亮出了虚假繁荣的70年代的旗帜，我们低吟浅唱，70年代要说话。”陈家桥也在《什么叫70年代以后》中“提倡从语言、结构、反主题以及重建文本上去模拟我们的断代工程”。她们“集束似”地暴露“自恋”甚至“自虐”的心理倾向，并在批评的关注、传媒的爆炒、读者的猎奇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下，“像卫慧那样”更加“疯狂”。从此角度考察，这是一个颇有个性假象的群体共鸣，小说体现出的所谓个人化叙事，是一种边缘化的集体叙事，即他们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及其所传达出的效果，均在某种特定范畴内体现了一种共性化趋势：叙事空间的同一化，叙事主题的相似性，叙事效果的另类化，叙事体验的近似性等等。新颖的写作观念及姿态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受的同时，模式化、雷同性的趣味也给人以某种不安。 一、“酷”性追求：主题词的尖叫 “70年代人”的文本中弥漫着大量的“主题词”，即张扬自我情绪、诉说个体经验的核心词汇，比如“酷”、“性”、“尖叫”、“痛”、“疯狂”、“欲望”等等，它们跳跃着播撒在小说的纹理经脉之中，致使其文本的内核呈现着与上几代人断裂的印痕。这种以坦诚、率真的口语直奔叙述中心的词汇，表达了作者敞开的身体叙事策略，并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它们的汇聚，标示了她们既迥异又类同的写作心理和生存体验，并在多种的尖叫声中，合并了“70年代人”的同类相。 以地道的青春语言表达对流行时尚的关爱与追求，是这批作家被称为“新人类”的基点，它昭示出时代对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极大变革。文本中充斥着有关最新、最酷时装款式的信息；西方流行乐坛尤其是摇滚乐、爵士乐、乡村音乐等不同类别的音调不时地从人物心里流淌；女性的各种伙伴大都有着海外的血统或本人就是“老外”；所有的活动空间不外乎酒吧、迪厅、咖啡室、派对等等与明亮的色彩没有关联的身体放纵场所……，文本既弥漫着白领阶层所具有的雅致、高贵的气息，又混杂着酒吧文化所浸润的慵懒、随意、昏睡、沉迷、疯狂、跳跃的精神品格，她们充分玩味着90年代大都市所特有的消费意识并以全身心的投入加盟。这种时尚体现为以下几重关系的变奏—— 1.与“城市”的纠缠，它表现为“冷漠”之城的“酷”性表演和“欲望”之城的快乐消费。 卫慧曾在一篇杂感中说：“面对身处于其中的城市（上海）我们既爱又恨，城市的浪漫，城市的冷酷我们都真真切切无时无刻地不感受着。”对于“像空气一样在城市里飘来飘去”的年轻作者和其笔下的人物，为了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既彼此需要、互为取舍又相互背弃的纯商业关系，并接受城市的挑战。因此她们选择了写作，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她以“不顾一切而小心翼翼，疯狂而忧郁，华丽而直接，从不设防，因为无惧也无所谓”，并以身体的充分介入和自然而然的叙事姿态，极力突出“上海”这座城市带给人的冰冷与炎热、温情与残酷、苍凉与美丽、疯狂与痴迷、热恋与仇恨等等相互对立的多重诱惑，以沉迷其中的动荡记忆，挑剔的眼光，无畏的勇气，消费着笔下人物的日常生活：“主人公具有一种梦游般的气质”，十分“COOL（冷淡）”，“一切都见怪不怪，我行我素”。[1]即使是经历了感情波折寻死觅活的女孩，也学会了不动声色的“酷”。赵波在《到上海来看我》中道：“那个女孩喜欢摸我的脸，奇怪它的平静和紧绷绷，她说你怎么这么酷的呀，从来看不到你慌里慌张或者失魂落魄。”这种“酷”性的冷漠既是人物自身所处生存状态的写照，是城市的冷漠造就了人物的冷淡；同时它又透露着人物内心与生理年龄不相吻合的过早的沧桑与悲凉。因此，每位“70年代”作家都在极力强调自己的个性写作，突出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比如李凡认为：“我用一种直接的，惊人的谵妄进行写作，也是我自身某种奇特综合的偶然性，这与我的生活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时间的偶然性也值得提示。我仍然坚持个体偶然性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是用他的全部经验去接近世界，这也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2]但由于相同或相似城市造就下的“个人体验”尤其是西方酒吧文化熏陶出的奇特的“另类”与“偶然”，在其共同宣泄的世界里流露着某种“相似”或“必然”，因此，她们各人传达的情绪是“70年代人”所共有的青春体验，是没有历史与传统包袱重压的，浸润商业大都市中所获得的如鱼得水般的“酷”性时尚，这是一种弥漫在她们文本中的流行话语，一种戴着个性面纱的自恋性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