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1-0064-05 晚清民初以来，随着现代报刊等大众传媒在我国越境登陆，我国长篇小说发展亦呈现出蔚为壮观的繁荣局面。在1900年至1911年的十二年间共产生了529部通俗白话小说，占明初至清末(1369-1911)542年小说创作总量的47%（总数共为1140部）。[1]由此文学史也迅速进入了一个平民化文学时代。对此，许多学者纷纷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自身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探究，成果颇丰。然而有一个特殊的传播形式却被文学史不经意地忽视，那就是小说的长篇连载。这种栖息于大众传播媒介之上的特殊文学形式，对我国近、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甚至至今还影响着当代文学，如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金庸武侠小说。为此，我们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上，来描述由于现代报刊在我国出现、发展与长篇小说生成发展关联的过程，从而就大众传媒的出现来解析改变长篇小说生产样式，导致长篇小说繁荣的多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与渗透的关系。 一 对于晚清民初我国长篇小说繁荣的原因，较早指出近代媒体和小说发展关系的是阿英，他把“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列在小说繁荣的首位。“第一，因为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从前那种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生产。”[2]但小说形式因报刊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则很早就有人隐约地感觉到了。1901年梁启超意识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3]；1907年黄摩西也注意到了“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的现象[3]；1908年耀公猜测“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3]。可惜都没有细究下去。 现代报纸、杂志在我国出现与西方的影响有关。我国第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人办的。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第一份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纸。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才开始大量涌现。1815年至1861年，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1900年据梁启超统计大约有124种。辛亥革命掀起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情，全国报纸达500家，期刊达700余种，仅报纸的总销售量当时就达4000万份。1927年，中国大约已有报刊2000余种。 报刊的出现与繁荣，是近代工商业与商业都市发展的产物。近代实业为报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近代机器印刷工业的出现，靠传统的木刻印字，报刊是难以繁荣的；印刷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众多报刊的创立且快捷而大量的印刷、转送成为可能。倘若没有大都市，即没有巨大的报刊消费市场，报刊也不可能出现和繁荣，这就是现代报刊主要出现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北京等地的主要原因。据美国传教士John Farnban统计，19世纪初到1890年出版的中文报刊共76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33种，约占总数的43.3%。[4](P965)1933年上海就出版了至少200种杂志，占全国总数80%以上。可以说，上海在成为一个近代商业都市的同时，也在逐渐成为一个新型的媒体城市。因此，我们考察报刊的兴起，就不能不把视线落在上海；描述连载小说，就不得不以上海为重心。 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是《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1892年韩子云创办《海上奇书》文学期刊，分期刊登自著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首开近代杂志连载小说之先河。1902年梁启超的《新小说》是首次出现的专门登载小说的杂志。“报纸以词章补白，始于《申报》。”[5](P80)“长篇小说刊载报纸，当以《野叟曝言》为创始。盖其时蔡紫黻受聘《字林沪报》为总编辑，取夏二铭之《野叟曝言》，逐日披露之，既开风气之先。”[6]当时在报纸上刊登小说的目的就是“以资兴味而资多闻”[7]不过真正对长篇小说形式构成影响的是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我国报纸之设副刊，可上溯到1875年上海《申报》于新闻之后，公开征求和逐日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与“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虽未辟专栏，但已有“报屁股”的味道。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国闻报》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计划“广为采辑”小说并“附纸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后来大部分报刊都腾出固定的版面设置文艺副刊。像五四时期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四大副刊在新文学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那时简直就是一个以杂志、报纸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和报纸（如李伯元创办《繁华报》、《游戏报》，首开上海办小报之风）；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小说理论、文学批评和主张都是首先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上、刘鹗的《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上、曾朴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小说丛报》上连载发表等，当时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以连载形式出现的。连载小说涵盖了当时小说所有的题材：言情、社会、武侠、侦探等，品类齐全，注重审美性，同时淡化文学的功利性，广泛地采用和实验西方的写作技巧，连载小说在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独踞文坛中心。报刊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充当了一个新的但又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媒介。我们选择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这一典型个案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鸳鸯蝴蝶派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刊作家，关于它的源头，鲁迅认为“开始的是《申报》”（《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阵地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作者大都是报人出身，从民国初到30年代，由鸳派作者主办、编辑的报刊杂志约有113种，掌握大报、小报的副刊不下50种，仅上海一地，在当时由他们主办的刊物就多达34种以上，上海报业中销路最广的三家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在1911年后的副刊均由鸳派作者任编。《民权报》因连载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玉怨》而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张恨水在北京分别主笔《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副刊《夜光》和《明珠》。他们的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1909)、《小说时报》(1909)、《游戏杂志》(1922)、《小说丛报》(1913)、《礼拜六》(1914-1921)、《小说海》(1914)、《小说新报》(1915)、《小说大观》(1915)、《小说画报》(1917)等，这些刊物中比较著名的作者先后有包天笑、周瘦鹃、半侬、林纾、恽铁樵、王钝根、李定夷、徐枕亚、吴双热、指严、天虚我生、毅汉、徐卓呆、觉迷等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所以报刊的兴盛是推动鸳派繁荣的一种现实力量，没有报刊作传媒，鸳派作品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或者说没有报刊，可能会出现一两只鸳鸯蝴蝶，但不会产生一个派别。因此，研究连载小说，鸳鸯蝴蝶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小说经过报刊连载而销售剧增，这为文人依靠稿酬作稻梁谋创造了条件，鸳派作者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他们把小说卖给报刊进行发表或自编刊物进行推销，从而使小说与报刊更加紧密地拴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