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至90年代，即清末“洋务”时代，来华的西方报刊和出版业对中国固有的板刻方式的书坊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所引发的反应之一，是导致中国文学开始进入自己的报刊媒体和出版企业化时代。那时，从西方引入的机器印刷以及发明不久的照相制版技术至少在上海和香港已经运用。上海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发源地便与这种转变相关。鲁迅说：“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申报》由英国商人美查在1872年创刊于上海，是一份中文商业性报纸，但申报馆却是集报纸、文学期刊、画报（如《点石斋画报》）、出版印刷（如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发行（如申昌书局）一体化的出版企业，也就是在清末率先出现且成功的出版企业之一。它与西方传教士所办诸如美华、墨海书馆、《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等教会书馆和报刊不同，也与傅兰雅个人所办旨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不同，而是面向中国市民社会以赢利为目标的外资民营商业性文化企业。它的创办与生存因而势必依赖对中国出版资源的开发，申报馆所聘用的主编、编辑因而都是中国文士。这也是它在与《上海新报》的竞争中获胜的基本原因（最后以《上海新报》的停刊而结束）。这一点迄今仍值得注意。 出版资源中最基本的资源是活的人文资源。这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读者市场的一般公众的实际文化状况及其潜在而有待开发的期待，一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编辑、作家及其创作。而那时的上海，除了由于商业近代化对信息的需要以及相应的市政建设诸条件外，也提供了相应的人文基础。1863年李章为设立上海广方言馆而给清廷的报告中即说：“互市二十年来，……上海通事（按即翻译员）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这些“通事”主要源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商伙子弟”和西人在上海所办“义学”招收的贫寒子弟（《广方言馆全案》）。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夏瑞芳就属这类“义学”出身。中西交往需要翻译人才，这种需要便在中国市民社会中自发地催生出这种新兴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七、八十年代《申报》上常有外语夜校之类的招生广告，便显示出那时上海的“外语热”。清末书画名家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从而在上海“江浙名流一时益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南京移家上海供职于招商局做书办（即文职人员）的晚清诗人黄文瀚写道：“避兵忆我春江走，曩日春江犹厚朴。一自红羊浩劫过，春江变作繁华薮。”上海特有的西方文明感染力及其新兴的各种就业机会，吸引了苏、浙、皖大量的文士纷纷迁入，构成了鲁迅所谓“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此时，这一代“才子”实际上已脱离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人生轨道，转变为商业化城市中以文谋生的市民职业文人，也即近代市民职业的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秀才下海”而受雇于各种中外行业，诸如王韬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龚自珍的儿子龚橙供职于英国领事馆，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退休县令袁翔甫（别号仓山旧主）既做“海上寓公”又是多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且以颇类于文艺沙龙的“杨柳楼台”主人知名于当时。又如吴让之、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供职于申报馆；戴谱笙主笔上海《沪报》，蔡尔康先后任《万国公报》翻译、主笔《新闻报》《沪报》，又转入申报馆任副主笔；孙玉声一度主笔《新闻报》，后相继入《申报》《舆论时事报》；周病鸳、高太痴到上海谋生，先向何桂笙学习新闻学，后周病鸳任《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高太痴则先后主笔《新闻报》和《沪报》，等等。后来成为上海著名绅士的李平书自述：“蔡紫黻谱兄主《字林沪报》馆笔政，邀余襄理，日著时事论一篇。……越南事起，《字林西报》消息灵通，《沪报》译登之路透电信，较他报先一日宣布，因之销行猛进。同事苏君稼秋、王君西躔、翻译黄君子元俱相得。”（《李平书七十自叙》）蔡紫黻即蔡尔康。李平书的这一经历表明当时的新闻业竞争已颇激烈。而大量的文士则犹如黄文翰供职于各种中外企业，如1883年18岁即到上海谋生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吴趼人“佣书”于制造局。直到1896年李伯元从常州移家上海谋生，受聘于外资《指南报》任主笔，次年自办《游戏报》，始出现国人自办的文艺性报纸。而此时报纸已在工商和知识界被意识到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游戏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最高的日报，甚至出现过当日报纸次日再印的情况。李伯元自述经验道：“昔吾闻西人美查君之创《申报》也，其时中国阅报之风未启，美查君艰难辛苦百折不回。迄今报馆纷开，人知购阅，皆君之所贻也。”（《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他的体会道出了《申报》的开拓性及其广泛的文化辐射力，以及中国市民社会对它的接受和效仿。李伯元本人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走上了职业报人和“报人作家”道路的。马克思将西欧工业化初期大量的人口流动称为“流浪时期”，如果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看，则中国开始于“洋务”时代的大量人口流动也颇类于“流浪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城市，转化为工人、工厂主或商人，其中的“士”则转化为市民职业文人。上海自“开埠”以后，短短三四十年间，因此由“南吴尽境”的“滨海小县”（王韬《瀛壖杂志》），变成一座在中国最具西方文明感染力的近代化都市，一座“移民”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和出版业最发达也最集中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