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究会，于2001年7月10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共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这一总的议题，分别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范畴、内涵与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诸多分支等论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是否已形成自身的传统？这是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朱寿桐（南京大学）在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的开篇发言中认为，相对于具有稳固深厚传统的古典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已形成了一系列“体系化”的传统，包括：健全的个人主义“道统”、利益反抗的“法统”、白话文学的“体统”和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系统”。 大多数与会专家认可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自身传统的观点。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在发言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有着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崭新面貌，这首先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文学、审美和思想因素”。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而言，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动态规律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应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深邃而丰富的内涵”。岩佐昌暲（日本九州大学）在发言中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创作思维模式”，命名为“黑暗／光明”(HG)模式。朱文华（复旦大学）则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内涵及意义的“中性”特质，认为分析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消极性的传统，或许具有别一种意义”。对此喻大翔（海南师范学院）似乎颇有同感，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复性”特质。而来自海峡另一侧的两位学者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李瑞腾（台湾中央大学）和韩国学者金良守（韩国东国大学）则均从台湾文学视角，分别通过比较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的同异、考察台湾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及剖析战后的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的关系，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前提下，更多的与会专家从不同方面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范畴和表现形态。例如，袁国兴（吉林大学）、徐瑞岳（徐州师范大学）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一条“若明若暗”的“人文主义”线索；高旭明（山东大学）则对中国现代“启蒙文学”传统的内涵及其变异进行了考察；周晓明（华中师范大学）剖析了中国现代“理性主义”话语的性质和特征；周仁政（湖南师范大学）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形态中，有一种“审美主义”文学传统存在；赵凌河（辽宁大学）较为细致地辨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义”理论话语的品态；俞兆平（夏门大学）提出，应该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的政治化传统始终贯穿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内在品质；胡有清（南京大学）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纯艺术”脉流。 与此相呼应，一些与会代表详细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具体体现及其内涵。就小说而言，逄增玉（东北师范大学）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志怪”与“传奇”现象；王爱松（南京大学）认为在新历史小说创作中，“立足于民间文化立场叙述中国现代史成为一种极普遍的创作现象”；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韩人题材小说的风貌，重点探究了其反帝爱国传统母题。就新诗而言，黄维梁（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在发言中认为20世纪中国新诗已经形成自身的传统；周晓风（重庆师范学院）也主张中国现代新诗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诗歌风格的新的诗歌范式”他全面阐述了现代新诗的“艺术系统”；龙泉明（武汉大学）认为，中国新诗因“接通传统诗歌”和“对外来诗歌有所吸纳”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模式”；张桃洲（南京大学）通过对“新民歌运动”历史来源的个案分析，探讨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大众化”传统。就戏剧而言，董健（南京大学）在其主题发言中，提出“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大有必要重提“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的必要”，认为中国戏剧只有坚守“五四”启蒙传统才能保有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周安华（南京大学）回顾了“五四”前新文化精英对外来戏剧的选择，指出了中国戏剧“重读写实”、“摒弃浪漫”的必然性。此外，杨正润（南京大学）还就中国现代自传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在中西比照的背景下进行了阐述。 与会代表们普遍感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不能不涉及到它的外部环境和相关的文学承传。因此，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资源和生成途径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与变异，应是这次研讨会的题中之义。马森（台湾佛光大学）分析了“两度西潮”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王宁（清华大学）提出从世界文学的格局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断代”问题。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在发言中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刘保昌（《江汉论坛》杂志社）则以文学研究会为个案，探讨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机制的考察，王本朝（西南师范大学）、汤哲声（苏州大学）、刘增人（青岛大学）3位代表的发言各有千秋：王本朝认为，“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在文学知识的社会化、文学的组织化制度化和审美信念的建立等三个方面拥有文学传统的统一性”；汤哲声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发展过程中的“生产体系”即创作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刘增人主张“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传播系统，既是现代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现代文学传统时不可忽略的基本途径”，而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二位代表同时注意到了宗教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