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鲁迅说过，“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注：《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曾表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为了培育萧红这朵中国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园圃的奇葩，鲁迅甘作春泥，甘为人梯，在她的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从悲痛中振奋起来，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像春泥一样，继续滋养着中国文坛的茂林佳卉。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动人情谊已经成为文坛佳话，被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诵…… 萧红与鲁迅初次见面虽然是在1934年11月30日，然而早在中学求学时期（192年至1930年），萧红就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当前，在鲁迅研究领域和萧红研究领域，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影响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通过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比较研究，认为萧红的作品跟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诸如大胆打破传统规范的创新意识，对文学启蒙使命的自觉承担，对底层人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怀，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痛苦的深入揭示，就是鲁迅对萧红的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必然结果。因此，深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为此，笔者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收集和鉴别了这两位作家交往的全部史料。将其中最生动感人的精彩部分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再现，并对《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的创作过程重点进行了考察和比较深入细密的理论分析，试图弥补此前对这两部作品研究的不足，显示这一课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 相见相识 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跟萧军从哈尔滨旅居青凫。“在此期间，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0月初，二萧给他们精神上和文学上的导师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回复。鲁迅在10月9日的复信中不仅就创作题材问题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而且表示同意在百忙中挤时间审读萧红的《生死场》。收到这封复信，萧红和萧军俨然返童为两个孩子：他们或者一个人先读，另一人后读；或者一个人朗读，另一人倾听；或者一边漫步，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着谈着。每读一次，他们似乎都能从信中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四十四年后，萧军在重新注释这封信时仍然动情地写道：“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注：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同年11月3日，鲁迅收到了《生死场》的抄稿和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以及一帧二萧的合影。照片上的萧红穿的是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短袖旗袍，两条短辫上扎着淡紫色的蝴蝶结，呈现出她的特色：无邪的天真。 萧红、萧军是于1934年11月1日跟咸鱼、粉丝挤在一个杂货舱里，从青岛飘泊到了上海的。最初的住处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带——先住在拉都路283号，后搬到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第三次又搬到同一条路的351号。这里距鲁迅寓所有二十多里地。当时他们行囊羞涩，举目无亲。在这种流浪岁月中，他们第一次跟鲁迅晤面和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情景自然会长存在心灵深处。初次会见的日期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地点在霞飞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咖啡馆。这是上海冬季常有的阴暗的日子，但是萧红和萧军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当鲁迅介绍萧红跟他的夫人许广平相识时，萧红紧握着许广平的手，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临别时，鲁迅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萧急需的二十元钱。由于他们山穷水尽，身无分文，鲁迅还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银角和铜板，供他们回家乘车之用。萧红接过鲁迅的血汗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于12月6日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日期是193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下午六时，地址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名义是庆祝胡风夫妻的儿子满月。同席共九人，即鲁迅一家三口，二萧，聂绀弩夫妇，叶紫。另有一人，萧军在《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一文中有意不说出他的真名实姓，而称他为C先生，说他是：“开店的老板”（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这位“神秘人物”究竟姓甚名谁？查鲁迅当天日记，这位“老板”名叫“仲方”。经考证，仲方就是茅盾，因为茅盾的曾用名之一，叫“沈仲方”，曾以“仲方”为笔名发表过《文学家成功秘诀》一文，载1933年1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同日日记载：“仲方赠《话匣子》一本。”《话匣子》即为茅盾的散文集，1934年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关于这次宴请还有两个生动的细节：一是萧红为萧军赶制礼服，二是萧红向海婴赠送“棒槌”。萧军原只有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为了赴宴，萧红买到一块降价的黑白方格的绒布头，使出晴雯补裘的气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为萧军缝制了一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赴宴前，萧军又扎上了一条小皮带，围上了一条绸围巾，就显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了。那对棒槌是萧红送给小海婴的礼物。据萧军回忆，这对用枣木旋成的小棒槌是1934年他们从哈尔滨路经大连时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赠送的；而据许广平回忆，除了这对小棒槌之外，萧红还送给海婴两枚醉红色的核桃——这是她祖父的遗物。萧红把她的传家宝和患难中随身相伴的玩具作为礼物相赠，鲁迅一家都深为感动。海婴特别喜欢这对棒槌。鲁迅同年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