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4-0037-08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到了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对自己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早期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P125)对于鲁迅的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白话小说，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虽然鲁迅自己把《狂人日记》的主题概括为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P125)，但事实上，这篇小说所内蕴的“表现的深切”，远不止这一点，它的“忧愤深广”，涵盖的其实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总体认识，以及他对改造这种“国民性”所提出的自己的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要想说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现的深切”的真正内涵，就必须联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比较中，突显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对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1898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能，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失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身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强大的原因关注，落实到了“革命”层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实现，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相反，不但“复辟”的逆流曾经回潮（张勋），就是已是事实上终身制的总统，想的还是要再做皇帝（袁世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吻合的具有新思想的“人”，“革命”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此时他们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药方，在于“思想”层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至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就经历了从“器物”层到“政治结构”层到“革命”层再到“思想”层的历史发展过程。 当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由《新青年》所倡导和鼓动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着，同是这场“思想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侧重于以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的话，那么鲁迅则对“立人”投以更多的关注。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对怎样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并强大起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P46)，“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P56)。应当说，对“立人”的重视和强调，构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当然也体现在了《狂人日记》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对如何才能“立人”所得出的答案是：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明确地表达过他对中国病根症结的归结，是在于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愚弱的国民”，而要消除这一病根，“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P417)。对国人因文化积淀而导致的思维因循（从鲁迅这样的启蒙者看来它又导致精神麻木）的深切关注，一直是鲁迅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重点。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3](P480)，而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2](P336)，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受才可能是顺向的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也就是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涤净，新装入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才能保持它的原汁性，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改造。在鲁迅那里，“思维”方式的能否改变构成了“思想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