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中，大概是中国文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其著作一次次地再版，又一次次地告罄；一批批的研究者隐去，又一批批地冒出。即便是迫不及待挣脱这个时代向前进的人们，也以他为首要屏障，或企图扳倒，或闭起眼睛，从这里闯过去、跳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鲁迅的控辩、褒贬或隐或现，不绝如缕。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第二个文学家、思想家有过这样的机遇。 过去是这样，新的世纪会不会有两样？我想，如果没有新的思想资源介入，鲁迅话题就只能是这样一种“褒贬”相交的周期性轮回。至少现在，还难以看到能足以解体、更新这种格局的思想酵母。人们甚至还没有感觉到这会有什么问题，据说这是辩证法、历史的规律。 有时候，良好的感觉不过就是一种僵固了的错觉。未必所有的周期性循环都是良性的辩证运动，而完全可能是板结状态的存在前提和存在方式。这种状态它并不支持思想的提升运动，反倒可能导致下委局面。 这个下委局面与鲁迅生命原创之间的巨大落差越来越被人感觉到了。比如有的鲁研史学者以“百分之几十几的是空话套话”之类的骇世之语，相评这个局面。而一些年青的学者进而感叹：知识分子“离鲁迅的思想与人格是如此遥远”，“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后人几乎无所作为；即便是优异的作家，相比鲁迅所期待的“真的恶声”，不过是“唧唧啾啾”。 更多的则是不客气的声音，近来见诸于报刊的“二鲁们”、“吃鲁迅饭”的说法即是一个显例。不时可以听到的诘难：是的，鲁迅是伟大的，那么除了蹩脚的复述，你们贡献了些什么？鲁迅之后无大家，那么在他的跟随者中，为什么没有走出一个鲁迅？ 一 你可以掩耳拒听之，反唇相讥之，你也不妨以“意气用事”、“哗众取宠”、“言过其实”相责之，然而不能到此为止，一笑以置之。因为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在这些议论面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期然而然的情形？人们习惯于外向究诘，尤其以“文革”为典型，从政治、道德、人格等角度归因，而且常常是众口一词，义正辞严。 这些原因当然是昭然存在的：棍子底下，万马齐暗，不可能有新人新作出现；人格萎顿，难有原创之才。 然而，这就是原因的全部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原创与天才就会必然而至么？平庸化固然与政治一统、人格萎顿等有关（这里且不谈前者也可以是后者的原因），但它既然是一个精神生活中的现象，就不能不与心理学、解释学原因相关。单维的“兴奋优势”很容易让人盲视于此。心理学、解释学原因有着太强的不可察觉性，然而其作用是巨大的、恒久的。它可以超于政治／道德而单独构成原因，影响人的精神面貌，也可以参与从而强化政治／道德原因。其实政治、道德、文化生活中的偶像化效应常常离不开这个原因的支持、呼应与推波助澜。 爱默生在著名的《美国学者》讲演中，这样分析过伟大的思想与人物被平庸化、偶像化的心理机制和过程。他说：书籍的本意是崇高的，最早的学者感受并沉思他周围的世界，使之按照自己心灵的逻辑得到重新安排，出来时却成了真理。短暂的行动经由他的心灵，便产生出不朽的思想。可是这便产生出一桩严重的玩笑。创作，即思想的行动，本身所特有的神圣性在此过程中被转换成为纪录文字。人们觉得吟唱时的诗人是神圣的；由此诗也被看作神圣的了。作家有着公正而智慧的心灵，于是他的书也被公认为是完美的了。这就像人们对英雄的热爱蜕变为对其塑像的盲目崇拜。结果，书籍变成了有害之物，精神导师竟沦为暴君。人们一旦为理性所开启，就会执着于此，并在其信念遭受到诋毁时大吵大闹，绝不让步。他们以公认的教条为据，而不是着眼于对原理的领悟（注：爱默生：《美国学者》，《爱默生集》上，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6、67页。）。 “他们”的一般情况，也是“我们”中的一种很普遍的情形，也是文学史、艺术史上是常有的事。伟大的悲剧后边往往是可笑的喜剧、滑稽剧。原创性天才的后边往往是一拥而上的模仿。这是一种人类现象。 据说鲁迅被“神化”过。经过唯物主义的打击，“鲁迅是神不是人”这样一句话成了无论褒者还是贬者的口头禅。然而制作“偶像鲁迅”的人们从来都是无神论者。所以，让鲁迅从神到人，或者从神坛走向人间，不过是一句套话。巨人“走向人间”也会令人顶礼膜拜。只要思维机制不变，爱默生所说的那种偶像化现象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事，后人之于楚声，“惊其文采，相率仿效”，“词意浅露”（注：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第六篇。）之类的事更是可能发生的。 不断有人提及鲁迅被政治利用，似乎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可以防止偶像化。其实对“别有用心”的政治制作，打击起来是容易的，甚至可以在哪怕一次切中要害的揭露中，像戳汽球一样地使之破灭，或者在一阵哈哈大笑中化为乌有。更多的情况恐怕是：制作者就是“人们”，无论是制作还是利用，都是不自觉的。因而这种制作与“文革”所谓“造神运动”并无太大关系，也不会因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恢复”而不存在。问题的麻烦正是在这里。 所以不应该总是盯着某个历史的特殊事件和人物，而宁可把问题置于通常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解释方式之中。 遗产的价值从来就是在接受者的参与下形成的。由于这种参与，任何伟大的遗产对其接受者都有两面性。正像一个巨人，他可以给人以自信而站到其肩上，他也可以使瞻仰者笼罩在自己的身影下，或者侏儒一般地匍伏在他的脚下。这是通理，鲁迅之于后人，也莫能外。所以，任何继承者，如果希望获得某个巨人遗产，除了具备诸多相应素质之外，还必需具有足以消化这笔遗产的特殊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精神上保持对偶像化的抗拒状态。而从社会的角度说，那就是要有一种合理的思想学术批判机制来减轻或弱化这种效应。这种机制便是学术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