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问题展开过多次论争。这一时期时间跨度有二十五年，即从1976年10月至今。其中，人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1992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下进行的。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发生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正是这场讨论，砸碎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一个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学秩序由逐渐松动而终于解体。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与生机。 一 新时期关于鲁迅的第一次论争，是围绕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而展开的。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与30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士都遭到了残酷整肃，《国际歌》问世到“革命样板戏”出台这中间一百多年的中国文艺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21日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而拉开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鲁迅研究界根据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院校的中文系联合发起，於同年底先后召开了“三十年代文学讨论会”，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进行专题研讨。这几次研讨会彻底推倒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肯定了这一运动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的伟大历史功绩。讨论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其中论争最为激烈的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论争，当年参与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有一百多人，发表的论争文字达二百余篇，近一百万字，直接涉及对鲁迅后期的历史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无论是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抑或是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双方都竭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由于当时正处于党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革命大转折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文化界党组织又跟陕北党中央关山阻隔，因此左翼阵营内部认识产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究竟哪一个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需要，更能全面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与会学者的看法却见仁见智。 今天回顾发生在新时期之初的这场论争，感到应该吸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必须克服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残余。开展这场讨论时，左联时期的许多老战士尚健在。他们在“十年浩劫”中倍受磨难，劫后余生，因此，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高低，就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所以，他们直接参与新时期的这场论争，难免夹杂历史上的恩怨，因而在文字上有情绪化的表现，妨碍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二，既要敢于正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曾经产生的缺点、错误，又要善于用科学态度对待和分析这些缺点、错误。在这次讨论中，虽然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承认“‘两个口号’论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仍过分纠缠於个人责任，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於个人品质。比如：冯雪峰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撰写了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交待材料，后在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公开发表。这份材料涉及到30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夏衍等同志，同时也谈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冯雪峰在这份材料中郑重声明：“在一九三六年时，我没有发现周扬、夏衍等人同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事后周扬感动地说，冯雪峰“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但夏衍的看法跟周扬不同。1980年初，他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又於1985年出版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懒寻旧梦录》，再于1991年在《新文学史料》第4期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的访谈录，多次对鲁迅和冯雪峰进行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诸如指责冯雪峰有“宗派、行帮情绪”，“偏见和固执”，“一言堂”。他还认为“鲁迅究竟不是党员”，标新立异提出新口号，“不利于统一战线”。夏衍的上述看法在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争论。三，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论争的是非曲直，应该就事论事，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宜粗不宜细，不应机械地跟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挂钩，比如：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未能充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在党的历史上，直到1938年右倾投降主义才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就使被批评者难以信服。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所以，对待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论争的功过是非，也应该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则上不应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