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4-0107-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映“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华裔文学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和奇特的故事传说震撼了当代美国文坛，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涵。而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和谭恩美(AmyTan,1952-)就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两个高峰。继汤亭亭在70年代中期发表《女勇士》(Woman Warrior,1976)而一鸣惊人并杀入美国文学“主流”之后，谭恩学又在80年代末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Luck Club,1989)，并立即获得巨大成功。该小说出版后即成为全美最畅销小说长达9个月，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及1991年最佳小说奖。谭恩美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TheKitchen Cod's Wife,1991)一经问世，也立即成为美国最畅销小说之一。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伸与继续，但她的小说较汤亭亭的作品更为凄美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激起了许许多多美国华裔及其后代以及其他许多族裔美国人的极大兴趣。 《喜福会》描写了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从误解、冲突到理解的故事。在她的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中，谭恩美继续探讨“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这部小说的“真正中心”却是关于中国母亲的故事。[1](p.80)作为一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也许对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命运更为熟悉和了解，描写起来也更为得心应手。但促使她选择中国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作为华裔作家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普通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中国的家族也是以父系为根基的。但是，也许是中国人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治家哲学，母亲在家庭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凝聚力，中国的家庭甚至文化传统往往是靠母亲来维系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家族的期望使作为母亲的妇女承受着双重的压力，同时也承担着双重的使命。按照旧时中国的传统，妇女担当着“相夫教子”的职责——有趣的是，在谭恩美的小说中，“相夫教子”变成了“相夫教女”。作为母亲，妇女需要教育子女如何做人、如何行事，如何继承并发扬光大家族的荣耀；对女儿，要教导她们如何为人妻、为人母。因此，中国母亲对于子女、尤其是女儿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母亲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性和凝聚力也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谭恩美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国母亲，她们虽然与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她们却是两种文化的参照系，是女儿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求助对象，因而最终为女儿们所理解、所接受。这些内容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都有着比较生动而感人的描写。 一、母亲作为民族历史与记忆的中介 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与科技得到了难以预见的进步，这种飞速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和人口大迁移。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原因离开故土，脱离原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投入到全新的美国社会背景之中。相当数量的华人也加入了这股移民大潮。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华人移民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逐渐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那就是沉重的历史失落感。尤其是他们的后代，这一类人脱离了父辈们赖以生存的母文化，中断了与母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家谱，不再保持与祖辈之间的记忆，不太懂得上一代的语言与文字，也不太明白自己祖先的传说和神话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丧失了原来固有的与他们的形体、身份相匹配的传统文化标记，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出现了断层。 谭恩美和其他许多新一代华裔作家以及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教育，从小就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只有当别人把他们当作中国人问起他们中国或中国文化而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时，或者当他们在家庭或华人社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的文化熏染及生存于他们血液中的文化影响与周围的美国文化出现不协调和冲突时，他们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失去历史联系的困惑与不自在，也突然意识到不能够去真正地确定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无法去建构自身的地位与身份。于是母亲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询问的对象，成了他们唯一了解历史的信息来源。在谭恩美的两部以母亲为中心的小说中，母亲与历史、记忆是紧密不可分的，是有关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取之不尽的记忆的宝库。”[2] 母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母亲可以用来比喻和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如祖国、故乡、文化传统、土地、河流等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对母亲与土地的情感是同样深厚的，因为养育之恩是高于一切的。虽然那些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三代移民未必能够接受并遵循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当他们模糊了自我身份，体会到了历史失落感的时候，只有母亲可以解答他们的困惑，因为母亲是最了解他们的，是知道全部历史的权威。 谭恩美将这一点在《喜福会》中明确地表现出来。当罗丝与丈夫的婚姻发生危机，想去心理医生那儿寻找解决内心矛盾的答案时，她的母亲许安梅告诉她说：“‘母亲是最好的，母亲知道你内心中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让你黑蒙蒙的。’回家以后，我仔细考虑她说的话。她说的对。”（《喜福会》210页）[3]吴晶妹在母亲死后重新思考她生命的意义时说，“她（母亲）是我唯一可以询问的人：唯一可以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可以帮助我承担我的悲哀的人。”（《喜福会》2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