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2-0011-06 市场经济的汹汹大潮猛烈地冲击着人类的精神文化，文学的危机已现端倪。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指出：“长期以来，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小说死亡的议论，著名的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看到小说正在脱离前进的轨道，正在让位给一种激进的新未来。”（注：米兰·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如同影响这个星球之历史统一的诸多力量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增强和引导着上述简化过程；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这种精神与小说的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他看来，“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谛。”（注：米兰·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这就是说，小说的危机是在世俗化、商品化大潮中生成的，与电视和报纸的威胁有关，但这种威胁只是外因，只是一种强化和引导；小说的真正危机还在于小说自身的弊病。的确，世纪末文坛上，粗鄙化、轻浮化、媚俗化大行其道，极大地败坏了文学的声誉。失去了反映复杂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经验的功能，失去了艺术上的独创性，文学就失去了它生命中最本质的内核。显而易见，文学应该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建立应有的品位，不能任经济潮流牵着鼻子走。 黄春明的小说是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回首三十多年来黄春明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负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不理睬浮躁的喧哗，不认同时髦的潮流，在人生求索、艺术创新的小说之路上虔诚地、坚韧地奋进的清晰脉络。早在他的创作初期，存在主义、现代孤绝感影响着他那些后来自己也认为很“幼稚”、“苍白”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显露出作者注重人的价值的思考和人的尊严的表现。不久之后，他便回归大地，从个人经验主义写作，转到正视广大社会人生，关心底层人物，社会意识明显增强。再后来，他又从乡土写实走向社会批判，关切民族命运，创作出描写殖民遗迹的都市讽刺小说。近期他的小说记录一些神秘性的乡野经验，被视为“台湾式的乡野传奇”，却仍然热切地关注着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而且，黄春明在表现自己特定的文学主题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很强的故事性能够引人入胜，完整的故事情节便于展现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内心活动和行动相结合的方法塑造人物性格……这是从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中吸取的艺术素养，但在同时，也借用了西方意识流方法写人物的深层意识。最涵具他个人气质的，是在逼真的、让人宛若身临其境的写实手法中，蕴含着纵情于个人意想的浪漫精神，甚至“有时为了让他浪漫的心性恣意满足，而不惜造成小说情节的不平衡”（注：叶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台湾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湾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页、398页。）。黄春明小说上述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广为人们称道，但这些还只是其小说的表层或浅层结构。在笔者看来，最具震憾力的是黄春明小说最深层的涵义结构，即其所创造的文学格局的内核，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换言之，这些小说深蕴着一颗中华民族的文学魂。也许黄春明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人文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参预往往来源于作家的潜意识，多是其不自觉而为之的。这种参预在黄春明小说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有感而发：“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乐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注：[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这个优秀的文学传统为历代中国文人所继承。他们“意有所郁结”，“发愤而为诗”，“不平则鸣”，表达了对国家、民族、人民及人生的深切关怀。黄春明小说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与生活、与人民大众的疾苦密切相关，体现出台湾社会主要的时代精神及各种变奏。 黄春明的主要作品写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是时，正是台湾社会充满动荡的转型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建，台湾加速了从自然形态的小农经济向带有浓厚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解体，大批农民的迅速破产，各种各样生活在乡镇的小人物挣扎在贫困线上。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日益动摇，传统的道德伦理日趋衰落，面临崩溃，畸形物质文明、文化堕落、社会犯罪等资本主义流行病泛滥起来。 面对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不久前还在顾影自怜的黄春明，终于跳出了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狭小天地，开始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他写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且后继乏人的老一辈农民的怅惘，如《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黄昏》；写流入城镇饥寒交迫饱受侮辱的破产农民的辛酸，如《两个油漆匠》、《看海的日子》、《鱼》、《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写小镇底层百姓朝不保夕走投无路痛苦无告的生活，如《锣》、《儿子的大玩偶》、《大饼》；还写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引起的悲剧性冲突，如《溺死一只老猫》。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陷入困境，而这困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如《大饼》中，失业的蔡万得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内心充满焦灼，百无聊赖中替儿子写了一篇作文，竟使成绩一向不错的儿子得了丙等，招来儿子责备的目光。父亲的失落和沮丧可想而知。《两个油漆匠》中的阿力和猴子，更是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心情郁闷，精神恍惚，致使原本毫无死意的猴子从二十四层楼上纵身跳下。 这一幕幕悲剧，既凸现了外来的带有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入侵的残酷与无情，也鞭笞了台湾原有农业经济社会的消极、落后与腐朽，更揭示了传统观念的陈腐和不堪一击。凡此种种，悲剧的发生就有某种必然性。如《溺死一只老猫》，以阿盛伯为领袖的清泉村乡老，虽然不懂得什么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侵袭，但也敏感地觉察到即将建成的商业性游泳池，是对农村自然经济形态、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及传统的道德习俗的极大破坏。然而，现代化是一种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进军又是与政治、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无知和愚昧更使阿盛伯们没有可能提出“保护环境”、“净化人心”等较有力的口号，他们只能以“风水”、“风化”这样陈旧的迷信观念与强大的现代文明脚步相抗衡。只一个回合就溃不成军，自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