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1)03-0022-04 1923年，郁达夫在于北上就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途中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一封信里，曾谈到他索拜的一位日本作家。他说：“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郁达夫留学日本10年，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相当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但总的说来，他对日本文学评价不是很高，他觉得“局面太小，模仿大过，不能独出新机杼而为我们所取法”。但是，对于同是日本作家的佐藤春夫，他却如此称赞有加，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在郁达夫那些作家朋友中，有人还将他和佐藤春夫相提并论，并称他是“中国的佐藤春夫”；他们甚至当面对他说：“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1]而郁达夫在听到这一评价后的反映是：一方面很谦虚地说着“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的肩背”；另一方面，言谈举止之中，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骄傲与自豪。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郁达夫心目中，佐藤春夫的确享有非一般作家所能比的崇高的地位。 一 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佐藤春夫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他不仅以“私小说”作家而著称于世，同时还是著名的诗人、优秀的散文家和杰出的评论家。 在30年代中期以前，佐藤与中国文学界曾有过良好的关系。他不仅曾译过鲁迅的书，而且还翻译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他也十分关注。也许是因为这一缘故，当时那些留日的中国作家，大都对他抱有好感，而且不同程度地与他有过交往。其中，尤以郁达夫和他交往最为密切。正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所说：“在现代中国作家中，直接与佐藤春夫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人，当然应该首推创造社的郁达夫。”[2]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交往始于1920年。当时，郁达夫虽然还只是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一名普通学生，但是由于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时就已写出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因而他早就赢得了日本汉诗学坛的老宿们的垂青。而此时的佐藤春夫由于已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田园的忧郁》，也引起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对于本来就富于浪漫和感伤气质的郁达夫来说，佐藤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以厌倦、忧郁和厌世为基调的、颓废的诗一般优美的世界”简直太适合他的艺术趣味了，因此对佐藤的小说，他不能不为之心驰神往；同时，佐藤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善于将笔触“深入近代社会上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用复杂的忧郁情调，以及微妙紧凑的旋律，把人们的忧愁刻画出来”[3]的艺术天赋，也令他叹为观止。出于对佐藤春夫的仰慕，1920年，郁达夫通过田汉的介绍，结识了这位当时正在日本文坛崛起的文学新秀。在那以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不仅多次独自去拜访过佐藤，而且就是在回国以后，也仍然十分关注佐藤新作的发表。1927年4月2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还记下了这样的话：“……买了一本《公论》的五月号，里头有佐藤春夫的《文艺时评》一段，觉得做得很好。” 1927年7月，佐藤春夫偕夫人及侄女佐藤智慧子一行三人访问中国。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看中国社会，了解一下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同时也会会郁达夫及中国文艺界的其他老朋友。7月12日，佐藤春夫一行三人抵达上海。第一个到下榻处来看望他们的，就是郁达夫。佐藤智慧子后来回忆说：“一到上海，郁先生立即到旅馆来看我们，而且差不多每天见面。在上海，除了郁先生之外，还见到了王独清先生、徐志摩先生、欧阳予倩先生等各位，但是郁先生对我们招呼得最亲切，因此印象最深，也最为怀念。”[4]的确，在佐藤春夫访问中国的二十多天时间里，郁达夫几乎一直伴随左右。他不仅陪同佐藤一起拜访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如胡适之、田汉、徐志摩、欧阳予倩、王独清等人，而且还在“功德林”摆酒设宴，邀请上海文艺界的名流作陪，盛情款待佐藤一行。7月下旬，郁达夫还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专程陪同佐藤一行游览了杭州。一路上，他对佐藤的生活起居、旅途行程乃至文化生活等，无不悉心照料。 1936年11月，郁达夫因故再度赴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会上，他又见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佐藤春夫。在欢迎会后，他还专程前往佐藤的寓所，看望了佐藤和他的家人。 自1920年初识佐藤，到1927年佐藤的中国之行，再到1936年的郁达夫访日，在16年不算太短的时间里，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由相识而相知，并且结成了一对跨越国界的文坛知己。他们之间的友谊，曾是中日两国文坛友好交往的象征。 然而，世事沧桑，谁曾料想，这一对交往多年、友情甚笃的异国知己，后来竟然会反目成仇！ 二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关系的破裂，起因是佐藤春夫1938年3月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小说《亚细亚之子》。在这篇小说里，佐藤春夫扮演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御用文人这一极不光彩的角色。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佐藤春夫逐渐暴露出其反华的嘴脸。他不仅自觉地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号筒，积极鼓吹“大东亚共荣”，而且不惜背叛自己昔日的好友与旧识，公开丑化和恶毒攻击与他友情甚笃的郁达夫以及郭沫若等中国抗日文化战士。他的小说《亚细亚之子》，即为阿谀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作。这篇小说由于在内容上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的需要，它一发表，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被搬上了银幕。 《亚细亚之子》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姓汪，一个姓郑，分别影射郭沫若和郁达夫。汪在北伐之后一直亡命日本，与他的日本妻子一起度过了10年的放逐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一个深秋的薄暮，他的一位姓郑的朋友，受了“最高领袖”的密谕，悄悄来到他的寓所，密谋请他回国抗日。汪遂抛下妻女单身回国，决心投身于反对妻子祖国的宣传工作。但是，回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来被人利用，他的郑姓朋友竟将他在北伐时所钟情的美人据为己有，并养于西子湖畔。为此，汪深感愤怒与失望。最后，他“幡然悔悟”，变卖了家产，来到“皇军”保护下的河北通州，在那里建立了日本式医院，并将日本妻子迎到通州，夫妻、父女得以重新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