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2-0081-09 茅盾先生在论及《子夜》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时，曾一再强调，他写作《子夜》是为了回答有关当时社会性质的问题，即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但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种西方业已完成的历史叙事，反而更加殖民地化了，小说中的民族工业家吴荪甫以其性格命运的具象性，言说和喻示了其所处的存在环境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属阶级命运的必然性，吴荪甫与其置身的社会存在环境之间是一种“互文”证明。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按着这种最初由茅盾本人提供的思路和视角，对《子夜》和作品的中心人物吴荪甫的形象命运进行同步性的社会政治话语阐释，得出了与作者的创作动机相吻合的而且被广泛认同的政治性主题。 不过，如果进行阐释置换，即从社会政治学角度阐释过渡到复制小说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进行文化学阐释，那么可以看出，《子夜》密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多元信息及有关中国主体性语境评价的多种话语资源，从而使《子夜》具有一种密布社会信息的“话语空间”的文本特征。而《子夜》中以吴荪甫的人生命运为主旨的悲剧性叙事内容，一方面固然肇自于茅盾反复言说且在文本中极力喻示的诸种社会政治性因素，但从深层的文化语境上看，这诸种社会政治性因素其实导源于现代中国的诸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内在矛盾——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促成和决定了吴荪甫的现代性追求与选择，另一方面，这种语境所借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结构性局限，又使得它本源性地存在着现代性多重缺失，即存在着现代性追求与现代性缺失的悖反式特征，而这种特征，又必然导致出现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选择及不同的现代性追求和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要而言之，以“现代性”为焦点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及其内在矛盾，构成了《子夜》中以吴荪甫命运悲剧为中心的主导叙事。 一 民族国家缺失与现代性追求的矛盾和困境 从《子夜》所提供的“文本叙事”环境，并联系到文本所赖以支撑的“历史叙事”环境，可以清楚看到，吴荪甫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现代性缺失，是能够对外抗拒压力威胁、对内能够“组织合理化”地最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实施现代化、具有合法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及由民族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化合理化的现代性保障。而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是现代化实施的首要条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尤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对现代化追求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国的历史过程来看，1911年辛亥革命只是初步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而没有真正确立和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军阀统治和混战，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中国一直处于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确立和完成的过程之中。迄及《子夜》所呈现的文本环境——30年代初期，表面上，吴荪甫们面对的是具有民族国家形式的统一了全国的政权，但实际上，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有难以纳入统治范围的外国租界和外国势力的存在，更有实际上独立为政的众多地方军阀势力遍布数省的中共红色政权的存在。这众多势力的存在，皆对国民党中央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P184)，使表面上号令全国的中央政权一直陷于合法性危机中，因而这个中央政权兴奋和关注的中心，自然就是全力忙于应付和解决合法性挑战与合法性危机。一个为自身的合法性而忙乱的政权难以构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无暇也无心无力为民间的现代性追求提供优先合理化的制度保障。而没有这些基本的现代性条件和保障，吴荪甫们的那不论是来自民族主义的还是来自个人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必然遭遇道道阻力，重重困难。在《子夜》文本的具象书写中，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尚未真正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和一个真正具有合法性的统一政权，所以才会出现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惨烈的中原大战，才会出现农村广大地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才会有中共红色政权的存在及工农红军向长沙等城市的进攻。换言之，这些现象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缺失及国民党中央政权面临合法性挑战、处于合法性紧张的具象化体现。而这些现象和因素都与吴荪甫及吴荪甫代表的民族资本家集团的现代化追求息息相关，实际上它们客观上影响和阻遏着吴荪甫集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王国梦想的实现。因为，不论是军阀混战还是农民革命，它们对于那幻想着“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即以广大中国内地和农村为原料基地与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理想王国的实现，都不啻是一种现实的阻遏和打击。因此，当获悉自己的家乡被农民攻占、自己三年前在家乡投资建立一个小的资本主义“模范”王国的理想和行为化为泡影时，吴荪甫“从双桥镇的治安联想到一县一省以至全国最高的负责者，他的感想和情绪便更加复杂了”。这“感想和情绪”的“更加复杂”，说穿了，就是对不能实施有效权威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与压力的国民党政权当局的失望与不满，若从这一语句的更深层次的心理意识来看，则可以说，吴荪甫实际上直觉地感受到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和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的有效政权与自己事业追求的密切关系，对缺失这样一种现代性保障从而使自己的现代性追求遭到打击，直觉而不便明说的表达了失望与不满。 其次，这样一个面临合法性危机从而难以真正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对内既不能有效合理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现代性提供保障，对外自然也不能有效抗拒列强对中国现代性追求和行为的各种压力与威胁。在《子夜》中，吴荪甫自始至终面临着来自于外部列强的威胁与压力：日本的工厂，以买办赵伯韬为代表的美国财团，无不虎视耽耽地将吴荪甫们作为欲望的目标，千方百计地图谋吞并之。它们不仅是具体的现实的威胁性存在并伴以具体的威胁行为，而且已成为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压力背景，像巨大的阴影一样沉重地散布在吴荪甫们的现实环境、行为环境和精神心理环境中，显露出资本全球化时代国际资本对后发展国家的无情与狰狞。对吴荪甫们而言，他们的现代性追求本来来自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文明压力与文明示范，但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和国际资本出于利益驱动，却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重复自己的现代性过程和经验，而是要将中国纳入殖民经济体系，因此，它们势必要对吴荪甫的现代性追求设置障碍，施加压力，进行威胁、干扰和颠覆。这种情形在《子夜》的具体语境中，就表现为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对吴荪甫集团的一次次威胁围剿并终于瓦解之。可悲可叹的是，吴荪甫们的现代性追求和行为本来在根本上有助于政权当局克服合法性危机，并最终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因而吴荪甫们最需要来自政权当局的帮助以抗拒外部压力，政权当局也理应提供这样的保护和帮助。然而，陷于合法性危机因而无暇他顾的政权当局，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抗拒外部压力的保护。非但如此，政权当局的政策行为和措施是为虎作伥，实际上限制和打击了吴荪甫们的现代性追求。赵伯韬们之所以骄横狂妄横行无忌，在得势时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在稍有失势时可以用“全国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禁止卖空”，并可以“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操纵证券市场，除了得力于背后有美国财团即国际资本支持以外，还得力于缺乏合法性与权威性因而不得不实际上屈服于外部列强势力的当局政权，赵伯韬们的处处得势与吴荪甫们的处处失势，都与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当局政权的性质及其行为密切相关。 第三，如果透过《子夜》文本对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意识形态内容作更深层次的重构或将其还原，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赵伯韬们的得势猖狂与吴荪甫们的失势失败的确不是肇自于政权当局的客观上的偶然失策或暂时失策，而是肇自于这一政权的存在和性质的本身。吴荪甫们之得不到政权的支持保护及其与政权的紧张悖反关系，是先天性、结构性和本原性的。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追求中，一方面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集中而有效地动员和使用社会资源推进现代化，另一方面，国家应开拓、发展和保护民间现代化力量与资源，即发展私有企业、自由市场和形成开拓民间现代性力量与资源的体制，积极地对之提供支持并形成依赖信任关系。国家对民间发展现代化的力量与资源、对民族和民间资产阶级的扶持及提供“优先合理化”的制度保障，对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会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同吴荪甫们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却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依赖和支持关系，而是相反。在1927年到193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看到北洋军阀统治对他们自身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因而他们积极支持通过革命建立新政府，“资产阶级竟会热烈欢迎这种思想，认为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是国家统一和繁荣的保障……”为此，资产阶级为扶植国民党政府慷慨解囊，提供巨款。然而，资产阶级的依附与支持只是使他们暂时得到一点甜头，“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原先的合作关系马上变成服从与剥削的关系了。‘四·一二’政变一结束，蒋介石……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敲诈”。[2](P855)他动用特务和利用青帮黑社会流氓，对上海工商阶层强行摊派勒索，甚至逮捕、通缉、绑架和暗杀不愿向政府交钱的商人和企业家。据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财有将近一亿元之多[2](P147,853,878)[3](P430-431)。此后，南京政府逐步地削弱作为民间资本力量的上海资产阶级的职权和特权，毫不客气地压制乃至迫害这个曾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出过大力的民间势力：1927年4月的上海特别市场法规及对商民协会的重组，迅速地剥夺作为民间资产阶级联盟团体的商会的职权，将一切权力归于只能在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大上海市国民政府”，1929年11月上海国民政府解散了上海最大的“上海马路商家联合会”，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上海总商会被改组。资产阶级在被剥夺了所有的主动权后，一部分人作出了加入政府上层梯队的选择，国民政府吸收了一些来自资产阶级的人物加入政府官僚阶层。“就这样，通过强制手段并辅之以许诺特权，资产阶级被整合进了国家机构之中，强制手段对于企业家的打击最大，而特权则让银行家受惠更多。”[2](P870)即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的分化压制和限制拉拢中，受害最大的是民间工商业资本势力，这一点在《子夜》文本中也有具象的描叙，比如，金融买办赵伯韬姑且不论，就连吴荪甫的亲戚、民族金融资本家杜竹斋也每每能左右逢源，“兜得转”，获益多，如不倒翁一样，而大触霉头困境重重的总是从周仲伟朱吟秋到吴荪甫一类的大小民族民间工业资本家。对此，吴荪甫曾有些后悔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