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上海搞的一次百名批评家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小说，诗歌被排除在外。同时，台湾诗人洛夫给《中国新诗年鉴》寄来千行的长诗，并嘱，如不能选入，望转给民间刊物。这两件事可以说明诗歌目前在当代文学中的处境。批评界故意忽视或不敢正视当代诗歌九十年代以来全面向民间转移的事实，把当代诗歌已经无效的部分依然当做诗歌的总体形象。而大陆诗歌向民间的转移使远在海外的诗人都知道，他的作品要出现在哪里才是有效的。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一词，首先就是从诗歌中开始的，并且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依然无愧于先锋。回忆一下，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当代诗歌从何处开始，我们想起来的恐怕首先是《今天》而不是《某某文学》。相反，小说的命运一开始就是从《某某文学》开始的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在七十年代，诗歌和小说都是异端，但诗歌的出发点是民间，小说的“归来”却是从正式的出版物。民间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传统，杰出的诗人无不首先出现在民间刊物，影响形成后，才被公开刊物所接受。民间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只有得到民间的承认，他才是有效的。在早期，诗歌的民间性有一种“地下”的面目，但随着时代的宽容，地下已经模糊，诗歌的民间性越来越鲜明。当代诗歌的回到民间的趋势，实际上早已转移了诗歌的在场。都是当代文学，但诗歌与小说不是在同一个场生效，就是说小说继续生效的地方，对于诗歌来说已经失效。诗歌在民间，而不是在当代文学史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呆在那里。可以说，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主要部分是写在《今天》、《他们》、《非非》、《大陆》、《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象罔》、《锋刃》……以及最近的《下半身》、《朋友们》……的目录上（最近出版的民间刊物甚至已经印制得非常豪华，有些还可以正式出版）。 在九十年代，当代诗歌的存在已经转移到民间。诗歌的权威性、标准、影响力是在民间，而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由于长期对当代诗歌的先锋性、探索性的敌视和冷漠（在这一点上，它们甚至比那些公开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更保守，后者甚至比纯诗歌刊物“在诗歌上”更具有权威性。）诗歌出版物在诗人们中间早已威望扫地（如果在八十年代它们还有过些威望——先锋派诗歌在其上发表，会在一种严峻的氛围中受到广泛的注目的话）。在九十年代，先锋派诗歌早已从昔日诗歌体制建立起来的马其顿防线胜利大逃亡。剩下来的只是一些“诗歌堡垒”，这些保垒已经从昔日的“发表权威”降为仅仅有发表权而没有美学上的权威性的“百花园”，只是依靠体制才可以苟延残喘。在九十年代，先锋派和民间刊物已经不是昔日令少数人声名狼藉、惨烈悲壮的另类姿态，它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的“真正诗歌方向”、或所谓“纯诗”的方向（这个方向与古代诗歌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从此出发，诗人们再次有了“千秋万岁名”的可能，而不再是所谓转瞬即逝的所谓“时代的最强音”或低音。）。所谓诗歌，从一般来说，指的已不是诗歌堡垒上出现的那些，而是在民间刊物上出现的那些。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地下性”已经模糊，昔日在这个状态下的愤怒表情已经显得相当可疑，只剩下实用的部分。诗歌如果要继续先锋的话，那么，它不再是从“地下”开始，而是从民间，从诗歌内部开始。而诗歌的民间性日益清晰，在民间，即使一个三流的诗人也可以靠着民间刊物声名鹊起，这是在公开的诗歌出版物上根本做不到的。公平说，那些正式刊物偶尔也会发表不错的作品，许多诗歌堡垒为了争取读者，也要办一些“民间社团诗歌选”之类的栏目。但往往结果却是作品被埋没，因为总体的平庸和不被信任已经注定了作品们必定不被注意的命运。公开的诗歌出版物已经只是一些没有标准和权威性的所谓“百花园”，在上面发表作品决不会产生在《他们》、《非非》、《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上面发表作品所具有的效果。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那种发表仅仅是发表，对确立作品的价值和声望可以说是无效的。民间诗歌刊物的权威性的建立，已经不是昔日得天独厚的所谓“地下”，而是这些刊物的诗歌标准。当年胡风办《七月》、《希望》，之所以能团结一大批中国当时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就是由于胡风拒绝把刊物办成“统一战线平均面孔”。九十年代的民间刊物就是如此，它们不是传统的“百花园”，而是同气相求的同仁刊物，是诗歌新生力量的刊物，而不是德高望重者的“蹲位”，没有一个民间刊物会以发表德高望重者的东西来抬高自己，他们的作者都是陌生的，初出茅庐的，除了作品就一无所有之辈。它们总是有着独立的、排他性的、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审美标准。这些同仁刊物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诗坛”。诚如诗人朵渔所说，民间就是不团结。他说的不团结，就是美学趣味的不团结，由此决定诗歌标准的唯我独尊。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标准在民间刊物由风格鲜明、在美学立场上势不两立的作者们的确立，导致了民间诗歌刊物的生动、自由、多元的局面，最后，权威和影响力在众多的刊物和作品的自由较量中确立起来。在八十年代，《他们》、《非非》都不是唯一的民间刊物，更不是“统一战线的平均面孔”，而是同气相求的上百种民间刊物中的无名之辈之一。但也要看到，在民间刊物中，也有一些刊物的目的是以民间诗歌的“平均面孔”来建立所谓“诗坛”，例如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诗》和最近出版的展示“某某年代出生的”诗人们的“平均面孔”的民间诗刊。（对“某某年代出生的某某文学”之类的提法，我以为是今日盛行中国的白痴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只是一种侮辱。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一个处处要依附群体、组织、团伙、圈子的社会中敢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奇怪的是诗人们为什么不“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所谓“某某年代出生”难道不像“象十年代出生”一样只是平庸者的蓬蒿么？我身边的那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今天到哪里去了？如果诗人们默认并试图利用这种“群”的声势团结起来，我只能说他们的起点实在太低了。八十年代的“第三代”不同，那是典型的不团结的诗歌运动。不彼此攻击，只是我行我素。先有作品、刊物，才被局外人强行“命名”在“第三代”下。） 但这种另立“诗坛”的方式无可厚非，在相对于腐朽的美学传统和诗歌秩序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对抗”为共性的“先锋性”诗歌的民间诗坛。开始，并不存在所谓的“坛”，民间诗歌刊物只是诗人们的自由组合以交流诗歌作品的小组，但组合总是存在着成为“坛”的可能性，如果某个小组逐渐获得了权威和影响力的话。早期的《他们》、《非非》以及《葵》、《象罔》最近的《下半身》都是同气相求的诗人自由组合的产物，而《今天》却是另一种情况，它不得不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坛”。坛在开始形成的时候都是有活力的，有战斗力的“统一战线”。问题是，一旦为坛，就出来“蹲位”问题，谁是“在前排就坐的”的，谁是“掌门的”就成为问题，因为“坛”的格局永远不是诗歌格局，而是世俗的文化格局。“大师”“编委”不过是“在前排就坐”“顾问委员会”的别样称呼，资格、资历、名气大小就成为蹲位前后的条件，支撑坛的东西不再是诗歌的身体，而是靠权威、地位、名声来垒，成为堡垒，最后味道就难闻起来，和那个它曾经反抗的腐朽的诗歌堡垒，一帮不写诗的老诗人或诗越写越臭的“更年期写作”成为“诗坛”的不倒翁。“坛”成为一个没有诗歌只有“蹲位”的地位，最恶劣的，就是把蹲位作为利益来分配。坛的好处只在于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坛和另一个坛争夺发言权的工具，（在当代世界，以一个个体的力量要争取到发言权的机会几乎是0，这是政治生活对诗歌生态的影响，百年中国历史的结果之一。所以诗人既要保持个人写作的独立性，他同时又常常又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在古代，汉语诗歌是没有“坛”的，诗写得好，就有饭吃。当年白居易孤身一人到了长安，谁也不认识，一把诗丢出去，一片叫好，因为诗写得好，就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可以在长安“白居易”了。诗人和诗人是以“太白体”“少陵体”“东坡体”“乐天体”（身体也是诗体）肝胆相见，而没有以“坛”相见的。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坛的此起彼伏是可以理解的，诗人们也不必回避“坛”存在和作用。但坛的生命力在于分裂，如果铁板一块，就是死路。真正的民间诗坛应当不断地分裂，一个坛出现了，又分裂成无数的碎片，直到那些碎片中的有生命的“个体”鲜明活跃清楚起来，成为独立的大树。就诗歌的外部因素来说，一个“诗坛”出现的时候，就是诗歌相对退隐，与某个“铁板”造成的遮蔽斗争开始的时候。一个“诗坛”裂开的时候，就是诗歌繁荣呈现的时候。盘峰会议以来，那个八十年代建立的快要成为铁板的“先锋派”诗坛分裂的结果不正是使那些被“坛”遮蔽着的青年天才们的诗歌出现了吗？真正的民间是不害怕分裂的，因为它依赖的东西永远是真正的诗歌，而不是作为“战线”的诗坛。因此，在民间，激烈的对非我族类的美学趣味进行批判是必要的正常的。不是达到新的团结和“共识”，而是泾渭分明，越势不两立越好。因为这种惟我独尊乃是诗歌生态的必要条件，诗人都是自有一套的巫师，不是一个所谓“诗歌队伍”中的同志。美学立场的势不两立是创造者和创造者之间身体和生殖方式的根本区别，不是同志之间的误会。当然，在诗歌争论以外，诗歌论敌的世俗关系决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而是猩猩惜猩猩，诗人其实都是猩猩。胡风时代的教训我以为我们后辈的诗人永远不要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