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084-05 诗与时代的关系是近年来有关90年代诗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诗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而是诗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一些批评90年代诗歌脱离时代的论者显然仍保持着对“朦胧诗”的忠诚，这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果说“朦胧诗”业已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显然没有被后来的写作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优势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朦胧诗”为未来的诗歌写作呈现了某种重要的可能性，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呈现所有的可能性。即便是这种重要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动力和动态特征，也不是由“朦胧诗”派的主要诗人来完成的。我指的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始终与时代发生有效关系的那种精神原质。 “朦胧诗”的重要作品之与时代的独特关系是通过引入某些意义模式而建立的。由于这些作品大多写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诗人与时代发生着直接的对抗。诗人通过引入光明与黑暗、历史的罪恶与一代人的雕像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而为自己争得了独立的精神空间，为自己的痛苦、抗争和梦想注入了新的意义。正如那首著名的《结局或开始》开篇所写的那样：“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仿佛整个民族的苦难都集中在诗人的肩头，他痛苦地醒着，孤独地站着，艰难地背负着。所以，当一个新时代醒来时，人们从这些诗中突然发现了从未发现的苦难，也经历了以往未来得及经历的痛苦。但“朦胧诗”也在接受时代的考验，这正好发生在“从残留的夜色中／人们领走了各自的影子”（北岛）之际。显然，诗人在追寻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被光明无限圣化的倾向；在那为对抗历史的罪恶而塑造的一代人的雕像中，也同时演化着自我的膨胀。黑暗并不只存在于历史的空间，它也同时存在于人们包括诗人的内心深处。正如诗人王家新说的那样：“只有今天派诗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不再只从社会而从他们自己内心的黑暗中寻找创作的动力时，他们才有了新的发展。” 但在大陆写作语境中完成这一转变过程的却不是“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而是另一些诗人，其中就包括王家新。尽管王本人曾否认他今天的写作与当年的“朦胧诗”之间的关系，但我仍然认为他与“朦胧诗”之间有一种扯不断的精神渊源关系。“朦胧诗”中的那种可贵的精神原质仍然保留在他90年代的诗歌中，但已有了富有逻辑性的变异和发展。诗集《游动悬崖》[1]中收入的《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在我看来正是对北岛《回答》的最初的回应。 群体的苦难赋予个体以使命感，使个人得以成为大写的“人”。但苦难过后呢？当苦难不再成为个人需要承担、同时也向其索取意义的对象，当大写的“人”还原为小写的“人”，还原为日常的、再也无法使自己崇高的个体，他将面临着什么呢？ 再也不会有人来了／打开窗户，风声向弦音一样飞过／风声绷紧了黄昏的天空／我收拾好自己，将残茶泼掉／然后坐下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天空中已响起死亡的脚步 时代的变迁使承担者从伟大的孤独变为渺小的孤独，由沉重而显现的苦难所赋予的生命的外部光环和内在擢升感一点点消失。“几万只死亡的脚步踩在一个人头上”，而不是几万双眼睛盯着他看。不管诗人本人是否有过北岛们的经历，但他可以想象和“借代”，这其实是那一代读诗的人在遭遇“朦胧诗”时都可能有过的经历。诗人只能以“多么辉煌”四个字反讽自己的即时状态，但此刻的反讽依然不是入骨入髓的。“生，或者死”的抉择摆在他面前，而抉择根本不是能由个人所安排的，仿佛命运使然。这是一个挣扎着的过程：“城市远离我们／岸远离我们，鸟群在风中／寻找它最后的家／而我守在这里／哪里也不去／我在下沉……”诗人仍然定位于“上”与“下”的空间：“如果没有天使下凡／我就等着一个人的到来。”这不禁使人想到北岛的句子“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愿作一个人”，但方向却是相反的：一个明显的“向上”的冲动和一个明显的“向下”的不甘。诗中“风”的摇撼感始终对应着这种“不甘”，即使在下沉，即使遭遇着外部光环的剥落和内在擢升感的抑制，诗人仍然不肯把自己处理得渺小和琐细，他依然写着这样的句子：“我的苦痛像弯弓一样饱满／这是积蓄已久的冲动／创伤一触即发”，这使人联想到“最后的审判”。不过，这也的确是一个关于审判的故事，只是审判不再指向世界，而是指向自身。于是，我们业已象征性地看到，那个通过“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而宣判世界的人，如今已转向对自我的宣判——“风中已响彻死亡的脚步／一个骄傲的头颅／垂下”。一代人的雕像就这样在风声中“下沉”。 新的故事已经发生，新的写作也已开始。也许，自我圣化、自我放大正源于人的深刻的本性，所以诗人才将自己的笔触指向人内心的暴力和黑暗。即便是在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中，他仍然不忘追问：“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瓦雷金诺叙事曲》是诗人“再生”的第一个标志。时代已使他由与一个孤独的群体的苦难的关系，伸展为与普遍的人类的苦难之关系。他开始从最根本处思考这一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