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以下简称《教程》）对“重写文学史”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潜在写作”作为《教程》引入的一个基本文学史概念，为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述史构架和研究思路，集中体现了编写者打破“一元化”历史叙述的努力，以及试图以“共时性”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多层面”文学的整体史观。不过，“潜在写作”涉及的基本史料、史实却出现一些错讹。具体而言，这些错讹有三类：一是对“潜在写作”真实的创作年代考证有误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二是基本史实的错误和文学史叙述的随意性；三是对版本不一的“潜在写作”文本未作比照、甄别和认定，致使具体作品的引用出现许多错讹。本文仅就与“潜在写作”相关的一些具体史料问题做一些辨析和校正，以就教于该书编写者和学界同道，主要涉及刘志荣执笔的第九章和王光东执笔的第十五章中的部分内容。 一 按照《教程》主编在前言所述，“潜在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是“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来整合文学史。这样，在搁置了“效果历史”之后，创作时间的认定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但是，由于对许多潜在的史料缺乏深入细致的考证与辨伪，导致《教程》在以讹传讹中未能辨析清楚作品真实的创作年代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教程》第九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把食指的《疯狗》一诗认定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作品，而且作为一首代表作，引出对食指诗歌创作的论述： ……其著名作品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等。他的诗歌一方面有一种基于对未来执拗真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纯洁与清新，另一方面在这种单纯美好的信任被现实击碎之后，也写下了一代青年绝望辛酸的真实心态。前者如《相信未来》（引者注：此处引诗从略）……后者如《疯狗》中让人心灵颤栗的诗句（引者注：此处引诗亦从略）……食指的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底子，如《疯狗》是他失恋以后的作品，但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在当时的青年中很有普遍性，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两种情绪都经历过，所以食指的诗在当时流传甚广。（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1～172、274、274、414、170、180、263、188、169、264-265、410、274、379、7～8、14页。） 事实上，食指的《疯狗》并非“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诗歌，它真实的创作年代应为1978年。它最初发表于“民刊”《今天》的第2期，1979年2月出版，对该诗评论的文字最早见于徐敬亚写于1979年12月的《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一文：“……生活实在是给了他们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请看一位著（引者注：“著”为“署”之误）名食指的青年诗人在七四年写的《疯狗》，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嘲讽自己发了疯的灵魂，不如说是在用愤怒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发了疯的年代。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们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诗正是四五诗歌浪潮的潜流。”（注：徐敬亚：《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引自1980年7月出版的《今天》第9期。该文原载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会自办的油印刊物《红叶》，1980年第2期，后收入徐敬亚著《崛起的诗群》一书，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徐敬亚的这些论述为后来许多论者当做对《疯狗》的经典阐释而不断被引述，尤其是在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引用过之后，对徐文的引述就变成了对杨著的转引。根据《教程》附录中所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推断，其许多史料出自杨著，《疯狗》在杨著中被标明是1974年所作，杨著对《疯狗》的评论基本是前述徐文的摘录。（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杨健在该书第94页说：“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种巧合，但是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紧接着作者又援引了一大段徐敬亚对《疯狗》的评论。）而《教程》对《疯狗》的分析大致与杨著相同，另外，陈思和先生的论文《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在回答“我们的抽屉里究竟是什么”时，也理所当然地把《疯狗》放在了“文革的抽屉”里，作出这些分析：“以食指的诗为例，食指比较尖锐的诗是《疯狗》，这首诗歌是由作者个人的私生活的遭遇而起的辛酸之言，自然让人联想到时代的悲剧性……”（注：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第6期。）这里除了把词句上的“恋爱”改为“私生活”之外，并无新论。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其他论著中，如杨鼎川著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此杨著对《疯狗》的解读简直就是彼杨（健）著的翻版。（注：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该著第185页中论及食指，曾说“1974年他写出了另一首很有影响的诗《疯狗》”，并且又从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转引了徐敬亚对《疯狗》一诗的评论。杨鼎川书中对“文革时期”地下诗歌（包括食指诗歌、“白洋淀诗歌”）的引证、评论基本上是对杨健著作的重抄。）包括李扬先生一方面对“潜在写作”的研究思路表示怀疑，另一方面自己也并未弄清一些史实，所以也把食指的《疯狗》说成是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在该文的注释③中作者这样写道：“食指的几首代表作如《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引者注：此处应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都曾在‘文革’中广为流传，这些作品从1979年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出现，1980年（引者注：此处应为1981年）《诗刊》1月号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相信未来》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其实，李杨先生提出对作品真实创作年代的辨认和对文学史语境的确定等问题，都是“潜在写作”研究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可争议的问题，然而，在对史料未能辨析清楚的时候，李杨先生的怀疑本身也值得怀疑。） 既然这首诗长期被多种著作误解为是“文革”作品，那么在此就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疯狗》初刊于《今天》第2期上，当时诗末署的年代是“一九七四年”，这可能是其后各种版本以讹传讹之源头，殊不知，这与《今天》最初的办刊策略以及当时的现实需要有关。据芒克回忆当时的编辑方针是“尽可能发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注：《时过境迁话〈今天〉——芒克访谈录》，引自《倾向》1997年夏总第9期。该文后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但略有删节。）与《疯狗》同时刊出的食指另两首诗歌《相信未来》与《命运》，确实在“文革”期间创作且流传，真正属于“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刊出时并未署创作时间。《疯狗》实际创作于1978年，曾随着《今天》张贴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上。（注：当时《今天》一方面以刊物形式出版，另一方面是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发表。《疯狗》除在1979年2月随《今天》发表于“西单民主墙”上之外，另外，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对李恒久先生的电话采访，李恒久先生回忆曾于1980年4月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疯狗》。）诗中涉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考虑到其时的现实氛围与现实环境，整个社会都处在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中，为避免麻烦，把它署在“文革”中，相对保险一点。于是，《今天》编辑部（主要是北岛）有意把食指的《疯狗》署为“一九七四年”。（注：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电话采访中林莽先生的回忆。林莽先生曾与食指谈过《疯狗》一诗的创作情况与《今天》的年代问题，食指证实是北岛为《疯狗》署了1974年的创作时间。）这件事食指本人后来也多次澄清。据食指回忆：“《疯狗》当然是写于1978年，只是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在《今天》发表时署了1974年，可能是因为他们（引者注：他们指《今天》编辑部）觉得这首诗作于1978年，当时‘四人帮’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再谈人权，再写人权，怕引起别人其他的想法。”（注：笔者在2000年4月与一些见证人、知情者与研究者（比如林莽、刘福春等先生）的访谈中，曾经证实了《疯狗》写于1978年的事实。2000年10月2日，笔者再次辗转委托食指的父亲去北京第三福利院看望食指时，代为询问食指本人《疯狗》的有关创作年代和《今天》年代署错的原因，此处即根据2000年10月2日食指的回忆。） 其实，在当事人与许多见证人目前都健在的情况下，通过查访、求证完全可以还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没有精力去寻访亲历者与旁观者等“活的见证”，就是从已有的文字资料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有关《疯狗》真实创作时间以及创作初衷的“蛛丝马迹”。食指的好友林莽在《并未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说明“食指于1978年写出《疯狗》、《热爱生命》等好作品，它们标志着诗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注：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该文后又收入《沉沦的圣殿》一书。）另外，谢冕在《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文中把食指作为“属于开启新的一代诗潮的前卫性的诗人”。（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该文提及并引用了《疯狗》一诗，有意思的是，谢先生明知此诗为“文革后”作品，却仍在正文中按“文革中”作品做了阐释：“可悲的是，我还不如一条疯狗，我只能默默忍受那一切折磨而无法反抗。食指此诗作于1974年，是对于‘文革’经历的痛切反思而发出的悲愤的抗议。”（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更有意思的是，在该文注释④中又把这种年代错误纠正过来，使正文与注释之间成为自反的说明：“《疯狗》一诗，实写于1978年，首次在《今天》发出时，编者因多种原因改为1974年。”（注：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载《诗探索》1995年第2辑。）还有一个线索就是在《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书后所附的“食指诗歌创作目录（现存部分）”中1974年与1975年中没有诗作，而《疯狗》一诗被置于“1978年”中，但并未选入这首诗。《疯狗》为何未被选入《食指卷》，李恒久曾说：“……如果一定说有‘舍取’，那就是舍掉了诗人8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首诗《疯狗》，但那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编者的意见。”（注：李恒久：《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黄河》2000年第3期。）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疯狗》不是1974年的作品。至于此文把《疯狗》认作“80年代初期”创作的诗歌，是李恒久的一种推论，后来他已澄清此诗确是1978年所作。（注：根据笔者2000年10月1日电话采访中李恒久的回忆。李恒久于1980年4月在“西单民主墙”上看到食指的诗《疯狗》，1980年5月见到食指本人，就问起《疯狗》是什么时候写的，感觉写得不错。食指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刚写的”，李恒久未细问。因为他当时刚刚回京，还不知道《今天》已在1979年2月发表过此诗，就推测为80年代所作。他后来已经查实了此诗确切创作时间应为1978年初。）。而最让笔者奇怪的是《教程》中引用食指诗时又自言依据的是林莽、刘福春编的这本《食指卷》，不知何故，竟没有去读一读该书的序言和附录，也未做深入考证？澄清了这首诗的真实创作时间后，也就确立了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语境，那么《教程》中对这首诗的分析就有点站不住脚了，那一大段评论恐怕也需要改写一下，尤其是“失恋”云云，其实，除《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外，食指尚有《命运》、《鱼儿三部曲》（后改名为《鱼群三部曲》）等被确切认定为“文革”期间创作的诗歌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