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51-04 壁上红旗飘落照 纤笔一枝谁与似 西风漫卷孤城 三千毛瑟精兵 延安人物一时新 阵图开向陇山东 洞中开宴会昨日文小姐 招待出牢人今日武将军[1] 这是1936年冬毛泽东在延安为欢迎他的湖南老乡、著名作家丁玲女士的到来所作，诗中对丁玲勇于逃脱南京的囚禁生涯，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果敢行为极为赞赏。鉴于权威人士的肯定，很快丁玲担负起了延安的文艺组织工作。和所有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一样，丁玲也在前线与根据地之间东奔西走，非常繁忙。当然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她也进一步切身体会到解放区人民忘我的工作热忱、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操以及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延安的活力和希望。这也正是从没落的国统区逃将出来的她所深深期待的。在写去陕北的旅行是“有生以来第一件愉快的事”的一篇文章中，她这样谈到对陕北的最初印象： “我们心里想，一定快到了，你看这情形完全不同，好象谁与谁都是自己人有关系似的……他们都穿着新的黑色直贡呢的列宁装……我以为这里的人很褴褛的，却不知道有这样漂亮……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你总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充满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诚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章中的下面一节： “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了，刚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到前方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之兴致。”[2]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丁玲内心情感的巨大转变，那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激情和与之伴随的乐观气氛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一方面是时势使然（1940年、1941年抗战到达最为艰难的时期，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与国民党发生冲突，损失惨重，革命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批判精神的一代继承者，她也开始深入地觉察到在令人振奋的延安精神的外表下残存的旧的躯壳和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1940年6月，同年底，她写了在文坛掀起轩然巨波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与她1941年所作的《在医院中》以及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成为丁玲1957年遭受批判的重要罪证之一。而在谈到这篇创作时，丁玲曾一再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 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很少从理论上，而更多是从现实生活里去认识社会。三十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过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3] 从她的表述看来，这篇作品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并力图从大众的角度来表现一个时代的真实，这是完全符合延安时期抗战文学的主旋律的。因而在作品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尽管丁玲同一时期的另外两部作品《在医院中》及《三八节有感》在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曾受到轻微的指摘和批评。而冯雪峰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一文中对《我在霞村的时候》所作的评述也成为当时文坛对此文的经典评论之一[4]，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然而自1954年起知识分子的厄运也不可避免的降临到仕途一路平坦的丁玲身上，她被推到了政治圈的前沿，同时被指控为企图操纵文化并在她所主编的《文艺报》内搞“独立王国”。1956年大权在握的文化界领袖周扬对丁玲本人开始了攻击，并详细列举了她一生中的种种“反党”行为，但这还仅仅局限于对丁玲本人的“人身攻击”即寻找丁玲政治上的污点。为此丁玲向中宣部党委会上交了一份很长的《辩正书》[5]，其中做了冗长而琐碎的辩解以及似乎非常真诚的自我批评。但是这些请求同情的表白并未奏效，倒是1956年中期毛泽东发起的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给了她短暂的喘息之机。但1956年下半年，历史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毛泽东决定终止这一文艺的百花时代，而发动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对此他作出这样的辩解：“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6]而发表在1958年第2期《文艺报》上的经由毛泽东大量修改和加写的《〈文艺报〉“再批判”编者按语》则直接将矛头指向丁玲，一方面它仍然延续了1956年批判丁玲的方法，进一步指控了丁玲思想及政治上的不忠：“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另一方面它则另辟蹊径，力图从丁玲的作品中更深入地印证对她的指控：“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7]这篇由毛泽东直接参与的批判文章，似乎代表了这位权威人士当时对丁玲及其作品的看法。但对于同一部作品，在十几年前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甚至对它及其作者作出这样的保护措施：“《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8]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一方面是时势的变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显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活动以及文艺论争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而演变。而回到对丁玲的批判问题上，这种将按照当时的文学标准阐释文学作品的深入挖掘个人历史联系起来的相互印证的批评方法也成为当时文艺界的主流，并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