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文艺报》发表了我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的批评文章《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注：《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作者陈辽。）。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对我进行批评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以下简称《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作者张泉。），该文为钱理群写的《总序》作者辩护。其后《文艺报》又发表了《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误区》）（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一文对《前提》提出批评。过了一年，《前提》的作者又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以下简称《个案》），又对《问题》和《误区》提出批评。经过这几次“过招”，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以《问题》、《误区》的作者为一方与《总序》、《前提》、《个案》的作者为另一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 分歧之一：对沦陷区文学是作具体分析，还是笼统地一概肯定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兴盛”（《总序》），“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前提》）？ 沦陷区文学客观存在着。但沦陷区文学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四类作家、四类作品。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第二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服务的作家，即汉奸作家；第三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第四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四类作家，四类作品，《问题》的分类。《误区》一文的作者则认为，沦陷区文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沦陷区里艰苦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作家和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所创作的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进步的文学。第二类是由日寇派出的“笔部队”以及为日寇作伥的汉奸文人炮制的沦陷区里的“皇民文学”。第三类是在沦陷区文艺报刊上大量出现的、在整体上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它们表面上不谈政治，脱离政治，实际上则粉饰沦陷区的黑暗现实，消磨沦陷区民众的斗志，因此为敌伪扶持和提倡。这一类文学多半由附逆作家和沦陷区里某些耐不住寂寞的、喜欢耍笔杆子的无聊文人们所写作。这一类文学面广量大，其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仗反共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至于业余作者写的作品，或属于第一类，或客观上适应了敌伪的需要，数量也不多。《误区》作者对沦陷区文学的具体分析与《问题》作者大致相同。 在沦陷区文学中，《误区》作者所说的第二类、第三类文学，无疑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主体。关于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一类文学，由于敌伪统治的特殊环境，只可能是少量的、少数的，构不成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但是《总序》作者却无视沦陷区文学第二、第三类文学的大量存在，竟说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短短几年时间”的“真正复苏、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前提》作者，更说什么“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确，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上，《问题》、《误区》的作者和《总序》、《前提》的作者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 分歧之二：在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问题上，是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断定她的作品尽管“远离时代与政治”，但仍然是“时代的艺术”，“它们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总序》），“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前提》），她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个案》）？ 由于《总序》、《前提》、《个案》都对张爱玲的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为了摆事实，讲道理，我只好在这里以较多篇幅对张爱玲的主要作品做一番简略的考查。 张爱玲(1921-1995)在她十五六岁时，就写出了《牛》、《霸王别姬》两篇颇有时代亮色的小说。张爱玲少年时代喜爱阅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因此这两篇小说，倾向很好。农民禄兴的牛，“活活给人牵去了”，春耕时节到来，“家家牵了牛上田”，但禄兴家却没有牛，只好卖鸡出租钱向蒋天贵家借牛耕田。谁知借来的牛却是一条蛮牛，耕田时不听禄兴指挥，反而用巨角把禄兴戳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的同情在禄兴及其妻子这一边。她在《牛》中对当时世道的不公作了控诉。《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十多年来，以项羽的壮志、胜利、痛苦为自己的壮志、胜利和痛苦，深爱项羽。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想到，项羽一旦成功，她老了，项羽会厌倦她，在她结束生命的时候，即使送给她一个“贵妃”的谥号，“她的生命的冠冕”也不过如此。因此，在项羽垓下突围前，当项羽对她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听后便自尽而死。临终前，项羽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看出项羽当上最高统治者后一定会蜕变，所以，无论项羽能否突围成功，她都决定一死。张爱玲确有创作才能，16岁的她能对“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有如此新认识、新表现，不能不说是奇迹。然而，这奇迹恰好来自她那时与进步的政治相联系。张爱玲从创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