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建元，作为新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开始构拟民族共同语的框架。这一会议也可看做持续整整二十年的晚清拼音化运动的大检阅，最后选定了章太炎所拟的“纽文”“韵文”，略作改动后成了“注音字母”。同时，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 “国音”算是有了，不过随后几年的袁世凯时期，教育部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对外宣称“业已派员清理”，事实上仍是搁在框子里，“由老鼠和书虫在‘清理’”。（注：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四，时代出版社1950年6月版。）久等无着落的“统一会”在京会员王璞只得自己设法，于1915年成立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宣传并讲授“国音”。 按胡适的说法，也就在这一年夏天，他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绮色佳(Ithaca)产生了“文学革命”的想法。一开始他和赵元任分头讨论的也是“中国文字的问题”，赵的论题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这是20年代“国语罗马字”的先声；而他则探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论文中，他开始触及所谓“文字”死活的问题： 汉文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之文字也。）（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这段文字已明确把白话作为文言的对立面提了出来，只是还没有完全判决文言已死，但已认定白话是“活”的了。 也许正是文白死活对立这一思路，使得胡适的注意力很快就脱离了“文字”问题，转而关注文学问题。绮色佳时期与任叔永（鸿隽）、梅观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等人的讨论，由于他在《逼上梁山》中以自己为主角的叙述而被完整保留下来。很快，在提出“文学革命”后，他又提出了“诗国革命”，并创作了一批旧体的白话诗。 所谓“文学革命”、“诗国革命”，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清梁启超发动的文学变革，从胡适当时的创作看，形式方面当然还是旧体诗词的路数，只是不避俗语，并混入大量外语词的音译，与梁启超主张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比照，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胡适真正形成自己完整的思路，是在1916年。这得益于他用进化论解释中国文学史： ……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亦一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对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此类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注：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从论文字的死活到论文学的死活，这一思考过程必然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形式（工具）”的变革。也就是说，他的“文学革命”重点在文学语言方面。 这边胡适在美国试验白话诗，而万里之外的北京，教育部里的几个人正在酝酿着一场国语运动：（注：“国语运动”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的国语运动可以从晚清拼音化运动算起，一直延续到20年代国语罗马字、30年代大众语和拉丁化甚至更晚，最著名的用例是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不过一个“运动”似乎不该如此之长。这里取的是狭义，从国语研究会开始，下限到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前，由当时教育部中人士发动，并组织广泛的同盟，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到20年代初获得全面成功。） ……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国体，于是想凭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便相约各人做文章，来极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注：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2，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改“国文”为“国语”，这是清末拼音化运动，尤其民初“国音”制定之后的合理思路。民国二年五月十三日，“读音统一会”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注：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四，时代出版社1950年6月版。）此时部中同人不过旧案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