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3-0047-09 毫无疑问，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文学创作用任何一种主义进行概括都不如用启蒙主义更为准确。从1907年开始直到晚年，鲁迅一直执著于启蒙立人的伟业。然而，这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正是启蒙主义把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区分开来，使知识分子话语既独立于国家权威，也独立于民间大众，因而既无权威可靠，又无大众可依，注定了长路的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容易导致绝望，借助同路又容易导致方向的偏离。考察鲁迅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过仿徨，有过游移，但仍然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以此为基础建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所面对的威胁，同时也可以看到启蒙主义者的艰难持守。 一 鲁迅最先面临的考验来自国民革命高潮。众所周知，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来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但是，广州的革命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并不一致，而是存在各种矛盾。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相去甚远。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主流，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文化遗产。所以，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考察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争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P722-723)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P233)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伦理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恰恰相反，他盛赞中国的旧文化，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1](P666)“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1](P666-667)他盛赞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发出叹息：“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1](P680)同时，由于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国民革命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在北京受到压迫的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广州各界的热烈欢迎极易使他对革命的策源地产生好感，并因此而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毫无疑问是一场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的表现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继续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讲中，他都一如既往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文化，甚至指责中国的文字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正是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继续整体性地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二、坚守独立的人格，拒绝革命高调，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却不愿迎合革命的口号，甚至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不惜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广州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他甚至认为：“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3](P421)这些话都非常不合时宜。 三、作为著名作家，鲁迅没有支持那些穿上军装或挎上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特讲的“革命文学”，而是反复讲述文艺自身的特性，强调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断定革命时代没有文学。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说：“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3](P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