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4-0124-09 本文想围绕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并针对当前有些试图解构或误读鲁迅的看法,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二是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三是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以往很多学者都已经讨论过。不过我这里更关心的是,鲁迅在这几方面如何表现出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深刻的思考,他的独特的探求,还有不容忽视的他的焦虑。鲁迅前后期的思想是有所变化的,但面对文化转型所表现的基本态度,包括对传统的攻打与传承,对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以及对现代化的思考与担忧,都贯彻始终,有鲁迅自己的特色。毫无疑问,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战士,他的思想不是书斋式的或体系式的,而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痛苦而切实的摸索,带有对传统得失的深刻感悟,对国情民性的透彻理解,又渗透着独到的人生体验。今天我们仍常谈现代化、现代性,其实可以从鲁迅这里获得宝贵的思想资源,包括他的探求,他的体验,他的焦虑。问题是必需用更多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认真地知人论世地读一读鲁迅的原著,祛除对鲁迅的隔膜与误解。 一、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近十多年来,国内有些人,海外也有些人,对鲁迅有很多批评,甚至否定。这的确和以前神化鲁迅的局面很不一样。人们也许仍然很腻味把鲁迅作为宣传的工具,试图颠覆神化,让鲁迅回到人间本位,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理解,也比较正常。过去是不可能对鲁迅有批评的。鲁迅当然并非完人,他的创作和思想也有得有失,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应实事求是,讲求学理性。比如,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不占有什么地位,因为鲁迅毕生攻击、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附和了激进的思潮,使传统文化在五四断裂,丧失了民族的自尊、自信。客气一点的,则认为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也许有其理由,但问题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甚至认为五四以来风行激进主义,对传统猛烈批判,全盘否定,结果割裂了传统,伤了元气,而鲁迅便被指责为全盘否定传统的一个代表。 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无根据。近百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的确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如果和同时代一些先驱者比,这也很明显。比如胡适,他也从反传统入手,建设新文化,但态度较中和。他那篇暴得大名、为新文学运动发难的《文学改良刍议》,就还是商量商量的“刍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批判传统的“非人”文学,也一度表现坚决,但很快就又与传统接上了“气”,大讲新文学如何与“晚明的传统”血脉相通,循环再现。[1]梁实秋更是批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浪漫,失去了基本的规矩。[2](P39)相比之下,鲁迅对传统的确是严厉批判,是决绝的态度,甚至很偏激。最典型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筵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席的厨房”。狂人晚上睡不着,翻开历史书,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形象表现,不是逻辑判断,但其中有鲁迅独特的体验和发现。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为什么写《狂人日记》?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说自己重视这发现,而知者尚寥寥也。[3](P353)《狂人日记》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主要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但的确又是一种猛烈的批判,是极带义愤的攻打和否定。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文化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返顾的语气来表示:“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凡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4](P45) 不能否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的确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评判。这可能让人震撼、惊愕,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一些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到了鲁迅那里,却可能又有新发现,有入骨的质疑。如雍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般认为是伟大的文化建设积累,盛世修史,有大的气魄。这是通常的评价,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也有其道理,大家都接受。但鲁迅不以为然,把此举视为一种“文化统制”,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5](P57)鲁迅要揭示的,是“历史的阐释权”在造就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传统方面所起的作用。鲁迅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在他看来,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因为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 如果不领会鲁迅的这种批判的意图和姿态,就可能以为鲁迅太片面和绝对。鲁迅最为一些人所“诟病”的,他甚至主张不要读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1925)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4](P12)光就这言论来看,不无道理,的确又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重新要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涵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悟,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这是杂文笔法,一种批判式的情绪的表达。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在旧的思想与伦理道德仍在事实上占统治地位、如同罗网束缚人们的自由和发展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而且从实际内容看,鲁迅所反对和坚决批判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性、落后性东西,是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包括“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以及种种使国民精神愚昧、麻木、迷信的那些糟粕。要剥掉这些缠绕在我们民族躯体上鳞甲千年的沉重的旧物,若没有果断的措施和决心,恋恋不舍,优柔寡断,那谈何容易。要理解鲁迅所处那个年代,是中国正受外敌入侵、挨打的时代,处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又仍然在严重地禁锢民族的精神,麻木灵魂,消解活力。一面是保国保种的焦虑,一面是“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4](P44)。难怪五四以后,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都那样感时忧国,恨不能尽快摆脱传统,激活民族的生命力,摆脱国家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警醒人们,当然最好是大声疾呼,用决绝的而不是温温吞吞的态度立场,去告别旧时代,有时他就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所以“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好,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即使偏激,也是符合时代变革需要的。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摘出一些句子,就来否定鲁迅。要看其所持立场以及发表言说的基本的精神指向,不能脱离时代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