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周玉宁） 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研讨会于7月11日至13日在南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近百名专家与会，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近代文学文化思潮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异与发展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正如董健所说，确认一种传统也就意味着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对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进行理性的筛选。提出传统问题，就为我们深入研讨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言说机会，同时也为不同学术观点论争的展开留有广阔的空间。人们对现代文学传统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必然会大大地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这一看法代表了多数与会者的看法，大家认为，在新世纪之初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全面反顾，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有助于促进这一学科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朱寿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名称，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有时被叫作“中国新文学”，在正式的国际目录中往往被尴尬地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尚未理直气壮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严格学术规范性的学科，除了它历史沉淀的相对短促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及其自觉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翻开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乃见人们热衷于考察的原是这段文学史的“性质”、“根本性特征”等批评意义上的现象，几乎全都忽略了文学史研究应该加以总结和寻证的构成这段文学历史进程的内在传统的问题。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显现的便多是文学评论的基本气象，而较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风采。匡正这种学术失范的路子自然很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应是其中行之有效的一条路数。 黄曼君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有着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崭新面貌，这首先是由于其中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文学、审美和思想因素。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就是传统。它们经过了不断地整合过程，才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传统。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它将一直向当代、向未来延伸，从而显现出传统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现代构型和现代定型。 另外，朱德发就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制异性传统，李怡就“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龚鹏程、李瑞腾就台湾的新文学传统，游友基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内涵，刘增杰就某些被遮蔽的传统，张福贵就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赵凌河就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许祖华、谭桂林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传统与宗教，袁国兴、徐瑞岳就人文主义与现代文学传统，周晓明就现代中国理性主义，高旭东就中国现代的启蒙文学传统，周仁政就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俞兆平就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王本朝就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以及汤哲声就现代文学传统的社会基础，刘增人就现代文学传播系统，朱晓进就现代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马森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度西潮，胡有清就中国现代纯学术思潮和传统文化，王宁就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断代，於可训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高利克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与身份认同，丁帆就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等议题也分别阐释了他们的见解。 整个会议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视，也提出了问题。如温儒敏就提出了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他认为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还是有分工的，对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没有地位表示了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