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论战之今昔 从历史上看，发生于1977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光复以来未曾有过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论战。它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文坛论战的范围。面对70年代台湾遭逢外交变局、钓鱼岛事件等严峻现实，面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恶性西化现象，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身的境遇与前途，这使得关怀社会、改革社会的时代呐喊蔚为风潮，整个台湾向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方向转舵。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构成了70年代台湾“回归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7年，由当时国民党中的反共文人首先发难而引起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是台湾两种政治势力、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观念在特定背景下的一次总较量。尽管当时代表官方立场和西化立场的发难者大肆攻击乡土文学，乡土派理论家与作家也不时被推向复杂的境地，但经过激烈的论战，以陈映真、尉天聪为代表的乡土派文学主张最终占了上风。乡土文学的反西化、反殖民经济立场的确立，对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性、社会性、写实性、民众性的继承和发扬，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和丰富，都成为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激扬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精神，更成为台湾70年代时代精神的标志和象征。 然而，这一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果实，到了台湾政局急遽变化的八九十年代，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独派文学人士的不断虚构、篡改与言说下，乡土文学论战的本来面貌与诠释方式被刻意扭曲。特别是1997年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纪念之际，同时出现了两场性质相异、色彩分明的研讨会，在官方出资筹办的研讨会与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自费主办的研讨会之间，明显地标识出台湾历经20年社会变迁之后对于乡土文学论战评价的新的对立和斗争。在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本土”文化与文学论述急遽兴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乡土文学的领导权与解释权从“左派”转移到“本土派”手中，而乡土文学的名号也逐渐被“本土文学”所取代。原本还兼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也成为完全以区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回顾乡土文学被解体的过程，陈映真先生不无痛心地总结道：“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将近20年的发展时间。但看来70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却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这其中有太多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的逆转 在乡土文学论战历史被虚构与篡改的过程中，当年的乡土文学阵营的分化，以及某些民族主义者后来的政治转向，不仅提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与复杂，而且突显了政治上的统独争议在文学领域的激烈反应。陈映真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从80年代中后开始，叶石涛、王拓、陈芳明、巫永福、宋泽莱、李魁贤和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特别是叶石涛、王拓的文学逆转与精神背叛，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从乡土到“本土”，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诠释经历了自相矛盾、随风转舵、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的演化过程。叶石涛长期关注乡土文学，曾经坚定地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早在1965年，他就于《文星》杂志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率先提出了厘定“乡土文学”概念的问题，只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当时不断高涨的现代主义文艺浪潮中。1977年5月，在乡土文学论战初期，当时站在乡土文学阵营的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论》一文。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由“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等五大部分组成，这也是叶石涛后来撰写《台湾文学史纲》一书的胚胎。当时处于自相矛盾的文学史观中的叶石涛，碍于台湾与中国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与历史事实，迫于当时无法阻挡的回归民族的时代潮流，不能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他又心有不甘地提出了“台湾意识”，强调台湾文学“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这种隐含了分离主义倾向的提法，立即引发了陈映真的警觉和批评。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陈映真敏锐地指出叶石涛文学史观中带有“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而主张“台湾意识”还是“中国意识”，这又关涉乡土文学的回归方向。由于社会观、历史观、经济观乃至文学观的歧异，陈映真与叶石涛对乡土文学的解释产生分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美日新殖民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乡土文学论战的主流，陈、叶这种来自乡土文学阵营的不同声音，并未引起继续论争。 从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1982年为“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而创办《文学界》杂志的活动，经历了1987年带有某种“本土论”色彩的《台湾文学史纲》的出版，叶石涛的文学思想已经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叶石涛也一改自己过去模棱两可的某些文学阐述，终于在90年代亮出了他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台独观点。1992年，叶石涛错误地打出“台湾文学国家化”的旗号。并在《文学台湾》第4期上公开发表《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5年，在《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叶石涛以“台湾文学百问”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认为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乃是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基调，并非真正的落实在本土的历史、人民和土地上，充其量只是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内讧罢了……70年代末期的第三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外来政权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在台湾的’新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从当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参与者，到今天的攻击者，叶石涛不惜以杜撰与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来诋毁和改变乡土文学论战的性质，他本人也彻底走上了文学“本土化”的道路，经历了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从“台湾意识”到“自主性”乃至“台湾独立”的演变过程，叶石涛当年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特别是他首创的“台湾意识”这一概念不仅成为80年代台湾“本土”文学批评界诠释台湾文学的理论支柱，也不断建构为独派文学论述的纲领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