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追溯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旨在从价值论角度对余华长达十余年的文学生涯给出一个经得起玩味的评估。其小说母题生成及其变异，本是作家对他趋时演化的心路轨迹的文学呈示，故当笔者细深体悟且爬梳余华埋在故事背后的情思脉络时，眼前竟清晰乃至真切地叠出了余华的灵魂肖像——若将此写出来，这大概不仅对诸多看好余华的读者与批评家，即使对余华本人，也不无意思吧。 一 还是先从文学母题谈起。 不妨用两个词来指称余华母题：“苦难”与“温情”。纵观新时期小说，委实没有比余华更敏感于“苦难中的温情”，也没有比余华更神往乃至赞美“温情地受难”的了。只须耐心地对余华作循序渐进的“编年史”阅读，不难发现这棵文学树所以花果锦簇的密码，最初竟会蕴含在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 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下简称《十八岁》）是预示余华母题的全程生成的始原胚胎，理由有二：一是标记余华母题的两大基因“苦难”与“温情”，作为作家对人生的形上领悟，最早确实是在《十八岁》作文学萌动的；二是这一自序式的母题萌动诚然又是“始原”的，其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全被压缩在一个象征意味浓郁的情节里，远未被充分释放，但并不妨碍余华的日后创作全从这儿长出来。《十八岁》实是西方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当代中国版：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注：《余华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显然，这是一个在漂泊中苦苦寻觅归宿的故事，归心似箭，望眼欲穿，却又不知魂归何处。书中“旅店”无疑具隐喻性，既可作栖身之驿站解，更可意指安魂之家园，可惜难觅。后来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司机，一辆满载苹果的汽车，可好景不长，末了被一伙不知从何冒出的土著掀得人仰车翻，“我”痛得趴在地上爬不起身，直到发觉司机把红背包也席卷而去，才顿悟这原是司机与土著串通一气挖好的苦难的陷阱：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来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儿。（注：《余华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两段引文，一前一后，前写“苦难”，后写“温情”，合二为一，当是余华对“苦难中的温情”的首次呼喊。人在极度困境里企盼温情，这无疑是该小说最令人动心的亮点。余华的呼喊温情是发自内心的，近乎刻骨铭心之本能。 这很可能与作家童年经历中的温情缺失有关。余华的童年的确缺少了“金色”。余华随笔《最初的现实》，回忆其父母常将童年的他和他哥哥关在上了锁的阁楼，他很少得到正常的父母关爱，余华从小便落下温情缺失之伤痕，后来这又成了余华母题赖以萌动的生命存根。在余华看来，温情首先是指血缘血亲关系中滋长的人际关爱，扩而大之，则泛指他在茫茫人海中所寻觅的、能使孤魂得以欣慰的温存。 由此再来看余华当年为何言过其实地标榜其处女作是“虚伪的作品”，（注：《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也就不费解了。这一“虚伪”，当是针对主宰文坛甚久的崇尚逼真（迫近日常经验之真）的写实模式而言的，这一模式或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失想象的环境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为了能“抓住最重要的事物，也就是人的内心与意识”，（注：《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余华说：“我不再忠实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的逻辑，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注：《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这一“真实”显然首先是指余华的心灵真实即渴望表达的母题。于是险些被19世纪写实模式送上病榻的想象力再度被解放；于是余华由衷地感恩卡夫卡，还有最早追随卡夫卡天才的舒尔茨。当作家沉湎于他对宇宙、世界、人性的遥深观照，又怎能用世袭的状物尺度去限定呢？总之，“虚伪的作品”观委实让余华早早享有了超写实的豁免权，亦即在他的叙事领域，也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说白了，余华写《十八岁》便是极自由的，野地公路、汽车、苹果、抢劫、斗殴、流血、红背包……所有这些最富现实质感的细节（零件）往往会激活读者对日常场景的联想，即“没有理由产生警惕”，然而“恰恰是这时候，令人不安的神秘和虚幻来到了”。（注：《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小说并非写实，而是写意（近乎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此“意”即余华母题。 二 细读《十八岁》，应能悟出如下意蕴：即灵魂之苦，莫大于孤；孤苦之根，当在温情之渴；而温情之渴，则缘于现实苦难；现实苦难似又可以一拆为二，一曰“人性之恶”，二曰“人世之厄”。这便清楚了，“苦难”一词在余华那儿实有双重涵义：它既在人物的现实境遇层面呈示为“生存（命运）之难”；同时又在人物的生命体验层面表现为“存在（灵魂）之苦”。但应该说，处女作所给出的文学演绎仅仅是序幕，远不如余华后来的暴力狂想，刀光血影，尸横旷野、幽魂如烟，或许近百年中国小说还不曾有第二者，能像余华将“生存之难”写得如此惊世骇俗的。但笔者仍愿将此现象归结为是余华母题之“生成”所致：即处女作所孕育的母题基因委实是在创作全程中爆发出了奇崛的再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