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代分会发现，曾卓的诗贯穿了他生命里几个重要时期。他写诗很早，1936年还是位初中二年级的14岁少年的他已在一家报纸副刊发表诗作《生活》，从那时的读书会到1940年在重庆与几位青年同仁一起办《诗垦地》，1936年至1947年可划作他诗创作的第一时期；此后1947至1956年大约10年间诗的创作处于空白阶段，故第二时期的诗创作开始于1956年，1956年至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至1992年为第三时期；1992年这年恰是诗人70岁；1993年至今和以后的创作岁月大致可视作诗人诗创作的第四时期;如是划分,依据在时代与诗歌间的纠葛关系，以及其间变化不大的风格自我。 至于四时期诗歌之于一位诗人自身整体创作中的位置，1994年曾卓在他文集后记中这么总结：“我写得较集中的主要是两段时间：一是起步后的那五、六年间，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另外就是这十多年，而我已逐步进入老年了。”少年到老年的过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时光总是慢慢侵蚀，并在关节处打上几个钉子，留待一个人在成为老人的岁月里慢慢淘洗，从这中间，诗人看到自我的成长过程：“青少年时，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浪潮中，对未来有着纯真、朦胧的向往，又夹杂着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浪漫的情怀，渐渐在生活中受到磨炼，感受到了生活中沉重的，严峻的一面。终于迎来了长久盼望和追求的‘明朗的天’，却遭受了生命中一次致命的打击，因而有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然而，那一点信念依然保持着，并凭着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要求，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即将跨进老年的门槛时，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又可以站在窗口唱自己的歌，虽然个中也还激荡着当年的热情，却已有些嘶哑了，”（注：《曾卓文集》后记，文集第三卷第577页。）同时也对自我“艺术上探路的过程”进行了一句话式的总结，“以诗来说，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因为，在那样的处境中，能比较更为深切的感受生活，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求慰藉和倾泄，在艺术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联的契合点。”他接着讲到诗与生活与主体的关系，“生活当然是文艺创作的起点，但没有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注：《曾卓文集》后记，文集第三卷第577页。）这种领悟是与“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一致的，是与当时创作或思潮中文艺单纯是生活的反映、诗被看作单纯口号的观念不同的。 “最艰难的时期”，此后被诗人与论家解释为1955-1976年诗人命运与共和国命运一样多难的历史时期，大约在他诗创作的第二阶段，但阅读中我发现“最艰难”的它同时也包含了战争年代诗人青年时期生命中所遇的种种来自时代和个人的困窘，当然深藏在大时代赋予每个撞上了它的人的使命里，“我”、“我们”分合纠缠，那个“我”正在成型过程中的对“我们”的深重渴望与隐约排斥，甚至经岁月淘洗后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是可通过诗篇看得见的，是的，那些既分裂又亲和的成长之痛，孤立与独立的了无芥蒂又分界明确的液状青春及其因时代的划界而拥有的之于结晶之于裂变的多重可能性，均有形，而甘冽，这里我是把“最艰难时期”的这部分诗——成长中的诗人的第一阶段与他在第二时期的另种来自生活可见的人为艰难背景下属于潜在写作的文本同等看重的。而前者，较之后来的困厄命运的可见性征，更其内在，它无色无味，不易发见。 硝烟、炮火、血污、战争、青春、底层，诸命题之上，生活之中，存在不存在另一种“潜写”的可能？从大时代的缝隙看去，文学与时代有否另种更其自然的粘性，而不是一般观念的拼贴，理性稍稍让位于性情，或者两厢亲和，并不矛盾，于此胶著中，“我们”中的“我”有否某种相对独立的可能性？或者创作，有没有它稍稍不大同于流行——不论它是哪种流行的沉静？种种，都是我想知道的。 曾卓第一时期的诗虽个人感受杂掺其中，如《生活》，但多向外扩展，与时代勾连紧密，是以个人透出时代激变的作品，如《那人》、《来自草原上的人》、《埋葬》、《行列》、《熟睡的兵》，还有《乞丐窟》、《夜城》、《市外》、《疯妇》和散文诗《倾听》，它们从两个向度譬解着那个新旧更叠的时代，一面是哀哀无告的后方穷人百姓，一面是为穷人利益洒血捐躯的前方战士；诗人通过他的诗与时代取着同步和韵的姿态，两者的关系是正比例的，是一个诗人对时代也是置身于此时代的个人的文学回应，当然时代在这里不是大吼大叫地存在，而在诗人的细微描摹间在感同身受忠实于心的深度体味里存在着，它平朴实在，没有空洞做作，这是曾卓诗风起步时便形成的特色——大约是遭受好大喜功的诗评家淡漠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曾卓的诗是不可诵读的，同是诗人的牛汉在80年代的《曾卓抒情诗选》中曾回忆说，“四十多年前，我曾看见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词藻很美丽的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注：牛汉《一个钟情的人——曾卓和他的诗》，《曾卓抒情诗选》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对于曾卓的诗，他接着说，“正像他的人”，“心胸总是袒露在外”，“他总是排斥情调高昂的虚伪和空洞的豪言壮语”，“他的人与诗都没有自己的甲胄，他是一个赤裸的‘骑士’”，熟悉曾卓诗歌的人，知道这个评语是不错的。既传达时代脉系而又不使诗简单换算等同于虚伪空洞的豪言壮语，做到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即使如今，现在这一点仍有意义，其实时代的真切与诗意的真实之间并不敌对，二者不构成一对矛盾，尽管现如今纯文学论者忙不迭地怕沾上时代色彩恨不能在一词语的池溏里洗涤干净诸如斗争战士诸如革命翻身甚或穷人百姓这样一些他们称之为阶级字眼的意识，生怕染了他们视之为纯净水般的文学，于此看一看《那人》不无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