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初到北京和最初学艺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巨大磨难与心理观念上的强烈冲击和摇撼，不仅是一般普通人难以承受的，甚至也是一般普通人所难以想象的。获得成功以后的沈从文也不太乐于掀开这令人胆战心惊、令人倍感辛酸的一页，他的自传也只写到他初抵京城为止。不过，由于最初几年里他还不太能够掌握小说的虚构手法，于是他的许多初期散文与小说作品就为我们勾勒出了“窄而霉小斋”时期的沈从文的大致日常生活形态及相应的日常生活感受。首先，他在偏远的湘西土著部队所获得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印象以及关于这个社会的简单纯朴理想显然还显得极为简陋、空疏、缥缈和不切实际，他要“救这个国家”，要参加这个时代的“文学革命”，但却没有获得在都市生活的最基本的入场券：如何在城市立足与生存。他照预先的设想去报考大学，但一个只有小学学历、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的考生会取得怎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他一连在几个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得了零分。带来的川资很快用罄，有势力的远亲处的告贷不仅饱含屈辱毕竟也不是久长之计，于是，一个极为卑俗的、他在湘西时从来未曾多加考虑的问题变幻成几个无情的大字向他横空压将下来：如何在城市活下去。事过数十年之后，沈从文回忆起这一幕时还充满了难言的苦涩：“……不好办的还是应付生活。……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年3月）。《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4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简称“文集”；但各卷具体出版时间稍有前后，不再另行标出）第11卷，第697页。）靠着几年行伍经历练就的体魄与苦撑苦熬，也靠着他在北大、农大、燕大的一些同乡大学生的无私帮助（他经常去他们那里当“不速而来的食客”），最初阶段的物质生存上的无限艰难总算被他顽强克服过去了。 可是对于沈从文这样有着强烈的精神自尊的敏感青年来说，物质上的赤贫与艰辛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但在一个以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占有程度作为人的基本外在标记的都市等级社会，心理、精神与人格上时时处处所受到的形形色色、或轻或重的压抑、屈辱、刺激、贬损与打击，才是更为铭心刻骨、没齿难忘的。因交不起房钱而屡受公寓茶房的白眼、奚落与嘲讽是常事（注：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晨报副刊》1924年12月22日。）；人穷了势利之徒在衣着上也要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借机寻衅施行污辱（注：沈从文：《棉鞋》，原载《晨报副刊》1925年9月27日，收于“文集”第8卷。）；一个20岁出头的青春期青年充满着对异性的渴望正是人之常情，可一个一无所有的都市飘零人又凭什么去吸引那些趾高气扬的都市妙龄女郎的注意？无处不在的刺激和诱惑最初引发的虽然也有愉悦与兴奋，但更多的却是随之而来的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失败、屈辱、无能与自卑之类的深层心理感受，——从这当中逐步衍生出对于城市人生活方式与道德习俗的愤怒与诅咒、对自身命运的自叹自怜以及作为替代性补偿的无穷无尽的两性幻想，也正是沈从文许多早期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那篇博得一个大学教授的深深同情并直接撰文批评（注：唯刚：《大学与学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3日。）的作品就真实表达了沈氏初期都市生活的伤感、无奈与自卑自怜。当他在公交车上偶尔与一位“陌生的不知名的年青姑娘”并坐时，他对那吹来姑娘体香的风“致了许多谢忱”，因为—— “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哪能有这样的幸福？你那女王般的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绵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哪能多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因此只能在事后一个“寂寞的清夜，凭了凄清的流注到床上的水银般漾动的月光，用眼泪为酒浆，贡献给神面前，祝你永生”（注：《遥夜》（之五），《晨报副刊》1925年3月9日。收于凌宇编《沈从文散文全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大学教授虽然承认它在文字上“全文俱佳”，但也认为其传达的情感与内容“凄清，无聊，失望，烦恼”，并感叹“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可事实上，这位怀抱着美好理想的内地青年在投奔到闪发着无数诱惑与无数许诺的都市以后，所遇到的并非都是鲜花与微笑，而首先只能以毫不起眼的“丑小鸭”的身份在都市里怯怯地谋得一份贫寒而谦卑的生存，这篇作品所表现的也正是这一类尚未被既成体制所正式吸纳的“外省青年”的生活与情感的常态，已经在体制内获得较稳定地位的大学教授对此感到诧异与不解正无足怪。 对于一个决心在文字上寻找出路的青年来说，除了日常生存上的种种无奈、屈辱与自卑的体验以外，如何对待那份与自己血肉相连的边缘人生感受、尤其是如何处理这份感受与当时文坛流行主张及流行审美倾向之间的关系，则更是一个决定着自己在都市的立足根基、因而也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好在这时候的中国文坛刚刚结束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一种多元竞争、多元共存的局面已经初初呈现，比较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党派政治决定或统一整体文坛走向的局面而言，这对于拥有不同人生体验、不同感受与认知方式及不同审美倾向的文艺学徒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多元发展的大好时机。以小说创作而论，文学研究会的侧重反映人生疾苦与创造社的标举“为艺术而艺术”，同样获得了成功、同样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奠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乡土小说领域，尽管鲁迅以其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力和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惊人独创力开拓了一个伟大的“乡土批判”传统，并影响与催发了20年代前期的“乡土文学”作家群的诞生，但也并未堵塞乡土小说的别样的选择空间；几乎与此同时，废名就在周作人的鼓励与指导下充满信心地进行着另一种风格的乡土小说创造实验，而且在鲁迅、周作人共同主持的《语丝》周刊上获得了较充分的表现机会。不过，从理论上说多元共存空间尽管相当广阔，但具体到来自遥远湘西的沈从文这一个人，他与当时文坛上不同文人集团、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关系不仅显得相当曲折和复杂，而且也充满了误解、尴尬与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