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1)增刊-0314-06 一 无论如何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留下的作品，都是另类的。他抑或是作家的思想家，抑或是作为思想家的文学家，一时难以说清。即使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中的描述游戏、指令游戏、叙事游戏等等语言游戏规则来归类的话，鲁迅的文本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然而尤其是西方评论界（国内也有），在没有任何参照系统和在现成理论和艺术标准无法识别的情况下，对鲁迅的作品作出了人们大抵预知的、先定性的结论：鲁迅是一位有“杂念”的作家，“艺术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会之骨’……”[1]但是，当人们不是抱着所谓的艺术理念，而是独自走进他的话语世界之时，发现他应该是“天生”的艺术家。他的那种超常运用话语的能力营造出的独一无二，且极具包容量、穿透力的语境、语感，能传达出多重的信息和幽深的思索！ 《伤逝》就是鲁迅小说中最让人留连忘返，魂牵梦绕的那种文本。这是鲁迅小说中唯一的爱情小说，描述的是一场亘古未有的、让人心动的爱情。在20年代，那怕是时间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桩爱情也是前卫而现代的。这爱情最现代的标志，就是男女主人公选择了同居。同居，就意味着他们勇敢地蔑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存在；同居，就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是真正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唯一只需要情感来编织自己的爱巢。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小说的开篇还是用了一种真诚、深情、诗意的笔调写下了涓生和子君让人艳羡的相识和相恋。然而熟悉这个爱情故事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浪漫至极而又“简单”的爱情故事的开始。一切好像是神奇的寓言，一切又好像是二人世界的现实状态和情感状态的逼真复活。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把这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只限制在当事人二者之间展开，没有捕风捉影的第三者，这通常是一般意义上爱情崩溃、婚姻解体的固定模式。这个有着迷人开端的爱情故事，却无可挽回的从涓生和子君的相恋到相疑，相怨到相离，最后以一个始料不及的人间悲剧结束：子君抑郁而死，涓生则在悔恨和辩解中灵魂开始分裂，他今后的新生活将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每当我们掩卷沉思，都深深感到鲁迅先生实际上并无意于描绘一个毛骨悚然，让人费解的爱情悲剧，也无意于要让读者去纠缠不清谁是这个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谁是受害者和受益者，而是让读者在领略了一段扑朔迷离，悲喜交集的二人情感世界的心灵交锋之后，不由得对“爱情”——这个好像从来都充满创造力、亲和力的“圣物”从此有了怀疑，有了警惕，虽然这无论怎么说都有些“鬼气”和“煞风景”。 子君，这是一个具有清醒的现代自救意识，并成功实施了自救行动的新女性代表。她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无疑我们现在听起来也是时代的强音、生命的呐喊。子君的个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她仿佛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天堂之门。我们的子君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支撑下，有着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与凶恶但垂死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相抗衡。她浩大无边的爱征服了、震憾了涓生，在她的爱情道路上，似乎一切横亘在前的有形和无形的障碍，通通化为乌有，更不要说“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了。然而鲁迅先生的“火眼金睛”太具穿透力了，他甚至永远走在时间的前面，像个不合适宜的预言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求”。[2]当然，这对于意志薄弱者，对于好大喜功者，对于那些不愿脚踏在结结实实地面上的人来说，都是极其“残酷”的，但遗憾的是鲁迅先生的“先见之明”往往被不幸言中。到此为止，我们很不情愿地发现：涓生和子君伟大而惊世骇俗的爱情，充其量只挣得了与包办婚姻不同的一种婚姻形式罢了（当然这个形式也是很重要的），然而这种孤注一掷的爱情并没有把他们双双领上永远幸福、白头偕老的康庄大道。恰恰相反，这个现代社会看来最富人性、最合理，最无羁绊的爱情进入方式的最终结局，却是千百年来层出不穷、让我们欲哭无泪的爱情悲剧。在这里，能逢凶化吉，超越世俗的爱却变得无力回天，苍白可怜，甚至我们还可以隐隐作痛地读出，子君的死是死于自己浩大无边的爱。爱情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无可指责的爱情本身也无法拯救我们自己，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在观察、思考了20世纪现代爱情婚姻后给人们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的最高、最后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伤逝》也成了“五四”以来，迄今为止有关爱情的最本质性的话题描述。然而更具意味的是，人们一直都想在《伤逝》中找到相关的答案，又往往不得而获，而值得关注的却是一段象征意蕴极其浓郁的抒写：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这是一个让人“扫兴”，但又永远激发人们思绪处于亢奋、追问状态的抒写。有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鲁迅这一段话的精彩，杨义说：“悲剧不能由爱情本身寻到充分的解释，更为本质的解释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于是他象征地写出这个戏虐蜻蜓的‘坏孩子’，以严密的形象说明旧的社会制度是玩弄、虐待，最终毁掉涓生、子君这双天真的“蜻蜓”，从而控诉了旧社会毁灭青春，毁灭爱情，毁灭生活美的罪行”。[3]杨义的分析无不道理，也很深刻，但我总觉得鲁迅文本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要大得多，丰厚得多。《伤逝》并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注脚和简单的主题重复，《伤逝》更不是演讲，不必要简洁、扼要地回答所设计的问题。《伤逝》写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一年之后，甚至我以为鲁迅先生是要把“简单”的爱情问题“复杂化”，并希望用一种旷世的描写，尽可能达到逼真的现实效果，同时又包含深邃的哲学反思，人文关怀以及社会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