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1-0018-07 1 1924年1月，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该文认为：只有《不周山》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作者由这一篇可谓表示了他平生拘守着写实的门户，他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这种有意识的转变，是我为作者最欣喜的一件事。这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1]这是对鲁迅的历史小说的最早反响，虽然对《呐喊》的认识未免有些偏颇，但也有其特殊价值，留意到《不周山》在艺术表现上不同于《呐喊》中的其它小说。1936年1月，《故事新编》收录8篇历史小说出版，在国内文坛引起了广泛注意。同月，《北平新报》发表短评《鲁迅新小说——〈海燕〉第一期的〈出关〉》，文中认为，《出关》“虽则并不算长，但确然是一篇坚实的小说”。同年2月，宗珏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对《海燕》月刊的评介，文中提到《出关》虽是历史题材，却针对现实，“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2]这种看法得到了鲁迅的认可[3](P.318)。同月，岑伯在《〈故事新编〉读后感》一文中认为：“《故事新编》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里面所写，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到底总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4]这是对结集出版后的《故事新编》的最早的反应，提到了《故事新编》的讽刺特点，但解释又不很准确。后又有常风、庸众、李平、林穆、曹聚仁、雨霭子、澎岛、东平、苏雪林等人对《故事新编》的评论，这些评论还相当幼稚和粗浅，保留着随感性质[5](P.694～696)。最早注意到《故事新编》在内容与形式上别具一格的是茅盾。他在为宋云彬的历史小说集《玄武门之变》所写序中指出：“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造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6](P.137)。这番评论至今看来仍是深刻而独到的，我们从后来雪苇的研究中能找到其影响。1942年，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提出《故事新编》作为历史小说在创作原则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却认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因为历史条件还没有具备，现实主义的作家对历史还不可能有坚定的正确态度，而使鲁迅不能以公平态度看历史所致的结果”[7]。其后，石怀池的《论历史小说的创作》、许杰的《论鲁迅的历史小说》、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中的《关于历史小说》等文章，也都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各自的分析，对作品并不统一的批评大多基于评论者各自的社会人生体验和对作品的切实感受，突出反映出对《故事新编》的“油滑”缺乏合理的认识与理解。应该说，以上这些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属随感性的评论，缺乏研究鲁迅必备的理论根基以引起对《故事新编》的重视并给以整体性的，一以贯之的分析与解释。在总体上说，《故事新编》研究还缺乏与《呐喊》、《彷徨》和鲁迅思想研究必要的联系，也显得落后。值得提出的是，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作为投身中国革命而又对鲁迅非常熟悉的文学批评家，早已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来认识鲁迅，给予鲁迅的杂文和现实题材小说以富有力度的评论，但他们还无力对鲁迅的历史小说做出解释和说明，这也反映出《故事新编》在鲁迅全部创作中的特殊性。 2 1949年以后的《故事新编》研究借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确立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权威地位，使人们将这一理论看成在中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文学艺术问题的指导思想。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纳入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被阐释，由此形成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理论视角，推动鲁迅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并且使之在中国全部学术研究中成为一门显学。正如王富仁所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中国的鲁迅研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现在的繁荣局面的。”[8]当然，政治革命理论视角也给鲁迅研究带来了明显的缺欠：“在毛泽东的评价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高度整合了的鲁迅，而不是充满了全部复杂性的鲁迅；是一个完成态的鲁迅，而不是有着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的鲁迅；是一个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鲁迅，而不是如何具体看待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鲁迅。”[8]在这方面成绩与缺欠都十分突出的是陈涌，但陈涌的研究主要是在《呐喊》、《彷徨》方面，他还未能把这一研究深入到《故事新编》中。 《呐喊》、《彷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很快引起了研究者对《故事新编》的关注。综观50年代逐步进入政治革命理论视角的《故事新编》研究，在如何认识《故事新编》的性质及“油滑”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可以李桑牧和丁易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雪苇和吴颖为代表。早在1952年，冯雪峰在一篇文章中将鲁迅1934年后创作的5篇历史小说定性为“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又称之为“小品”[9]。而后，伊凡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故事新编》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10]。承续这一思路，李桑牧1954年发表《卓越的讽刺文学——〈故事新编〉》，明确提出《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而是讽刺作品。他说：“《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大都是针对现实的卓越的讽刺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是借着‘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正因为作者自己并不打算写‘古人’，他只是借取古人古事作为一点因由，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所以，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的现实的图景，并给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11]显然，这种认识是把鲁迅的历史小说定位在类似他的杂文的创作，以体现其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一致而具有的现实战斗作用，《故事新编》的“油滑”也被等同于杂文的讽刺手法，而被充分肯定。这篇文章标志着《故事新编》研究进入业已形成的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理论视角。丁易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他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设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一题，提出《故事新编的》的“八篇作品，特别是后期写的五篇，都是借着‘历史小说’的形式，来攻击暴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其帮凶走狗们和一些所谓‘学者’、‘名流’的丑恶面孔的”；认为这些作品尤其是《非攻》、《理水》与同时期所写的杂文一样，“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了”[12](P.194)。政治革命理论视角的《故事新编》研究看重的是《非攻》和《理水》。李桑牧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在大禹和墨子这两个人物身上，“确实寄托了鲁迅对于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的无限的爱戴，同时也寄托了他当时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充满敬仰和热爱的心情”[13]。与前述简单化的理解不同，雪苇和吴颖坚持《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这在当时难能可贵。雪苇1952年发表的《关于〈故事新编〉》认为：“《故事新编》里所描写的事物，从故事的内容甚至细节，大都有古籍底根据的，而且杂采旁搜，被综合的材料很不少。”他对《故事新编》所择取的古籍材料做了严谨、详实的考证，体现了学术研究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同时，他又考证了一些《故事新编》所融会的现代题材，在此基础上，提出《故事新编》采用现代题材的原则：“第一，这种补充本为原传说本身所需要，因此，补充进去以后，自然成为它本质的构成部分，于是‘天衣无缝’”；“第二，这种补充虽然不是原传说的本身所必有，但为原传说的本身所容许”；“第三，这种补充并不是把神话或传说做工具来‘影射现实’，将‘古代’变为‘现代’，而是相反，是采用尚存在于当前现实中的可资利用的材料来充实原有的神话与传说，使古代人民的精神与想象更集中与更突出，更加符合于古人精神思想的真实，因而使这些传说更富有战斗的积极的意义”[6]。显然，他的认识，符合作品的实际，为后来的研究者走出理论迷误，实事求是地面对作品提供了基础。但是，他们由此进一步去认识《故事新编》，问题之一是如何解释“油滑”。吴颖也将《故事新编》的“油滑”看成一种“偶一为之的杂文手法”，认为“是这部作品的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缺点”。他依据恩格斯的有关典型化的论述中对细节真实的要求，认为《故事新编》的“油滑”造成作品细节的不真实[14]，这显然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问题之二是如何认识鲁迅1934年后创作的5篇作品。雪苇也认为这是鲁迅“结合着革命斗争的要求去写古人，务使自己的作品保有应有的斗争性”[6]。尤其是对于这5篇作品中的《理水》与《非攻》，吴颖在文章中则表示完全认同于丁易和李桑牧的看法[14]。对《故事新编》的性质及“油滑”的两种不同认识，进入对作品的具体解析，在政治革命理论视角中得到了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