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1)03-025-07 我认为，在今后的鲁迅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其一是鲁迅的文化性格问题；其二是鲁迅与区域文化的联系。 一 还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针对以前鲁迅研究中的不足，有识者提出了“回到鲁迅那儿去”，当时它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几乎随着这个口号的提出，直至今日，我们仍始终不断地在探讨着“鲁迅研究的新路向”，这不免让人搔首：这“那儿”究竟在“哪儿”呢？ 鲁迅是说不尽的，以鲁迅之博大精深，后人逼近鲁迅必定是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但鉴于这些年我们对鲁迅研究路向的探寻，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在更彻底的意义上重提“回到鲁迅那儿去”的话题。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的基本路向，大致上还是受鲁迅之外的客观因素所左右，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其他非政治的。例如，改革开放之初，谈鲁迅的改革思想、论鲁迅的“拿来主义”等文章比比皆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方法论”热，于是，尝试着用“新方法论”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分析一时成为时尚。以后“文化热”掀起，“鲁迅与西方文化”、“鲁迅与中国文化”又成了热门话题。这种种于鲁迅研究的拓展，毫无疑问是很有意义的，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毋容置疑，我只是觉得在这样的“路向”中仍隐含一种传统的思维惯性：以外部的“热”点作为视点，以此去阐述，乃至演绎鲁迅。鲁迅仍然是一部“百科全书”，外部世界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到鲁迅那儿去寻找答案或依据。我所谓的我们现在仍有强调“回到鲁迅那儿去”的必要，指的是要重视鲁迅自身，重视鲁迅身上最恒定的，最富个性色彩的，明显的与他人有别的带有基本特征性的东西，这是我们以前研究中相对欠缺的。换句话说，在新的世纪中，我们的鲁迅研究需要注重“向内转”。 迄今为止，鲁迅还是不可重复的独特存在。鲁迅之为鲁迅，自有他本质的东西，有他独特的"DNA"，在我看来，主要的就是他独特的文化性格。正是如此独特的文化性格，决定了他特有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是性格才决定了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不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人生中。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类作品时，我们非常注重研究人物性格；然而，在对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的研究中，我们却鲜有关注作家性格的。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众多的作家中，还没有第二个像鲁迅那样从性格习性上被人们所议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原因。例如，或者赞誉他性格之“硬”、“韧”，或者挖苦他“多疑”、“好骂人”，而且把他的性格习性与他的籍贯加以联系，则更为其他作家中所少见。在我看来，这种种或褒或贬，其实皆事出有因，它说明着，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自有其特殊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有一种深层的文化联系。 众所周知，最早权威性地提出鲁迅性格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他在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中高度地赞扬了鲁迅的性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而且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过，此后我们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太关注“性格”这一概念，其时，人们注重的概念是“战士”、“旗手”、“伟人”等等。 毛泽东提出了鲁迅性格这一命题，确实非常重要。不过，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革命家，他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对于鲁迅性格特征的把握，也主要着眼于政治斗争，强调的是一种斗争精神。正如此前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在该演说中，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的远见”，第三是“牺牲精神”，而第二即是“斗争的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其实，我以为一株始终不向两旁偏倒，“独立支持的大树”的比喻，倒恰恰非常正确形象地勾勒出了鲁迅基本的文化性格特征，即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精神。 现代汉语中“人格”、“性格”、“个性”等词，在欧洲语文中常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如英文均为Personnalite，法文中均为Personnalite，而在中国古代辞书中却偏偏没有这个词，这很能说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特点。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正是揭开了争取独立人格的斗争序幕。诚如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所指出的：“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大力提倡独立人格。陈独秀在《敬告青年》里向青年提出六大希望，第一条就是“自立的而非奴隶的”：“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