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6种《鲁迅全集》（注：指1938年版《鲁迅全集》（1-20卷），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1-30册），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1-10卷），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1-10卷），1981年版《鲁迅全集》（1-16卷），1978-1981年版《鲁迅手稿全集》（15函127册，1976-1985年）。）中最具权威性的一种版本，但不能称之为“定本”。据我所知，鲁迅研究界并没有任何一位同人否定这一版本的成就和特色；相反，凡是当年参加过这一集体项目（或者称之为“国家重大的图书出版项目”）的学者，无论出力多少贡献大小，都感到能为这个版本尽绵薄之力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光荣，也是敬献给鲁迅在天之灵的一瓣心香。很多鲁研界的朋友只是认为，81年版《鲁迅全集》虽然收罗比较齐备，但并不是没有遗漏；虽然校勘比较精确，但并非没有错谬；虽然注释比较详尽，但并非没有失误。特别是20年来，鲁迅研究又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进展（包括新资料的挖掘，旧观念的转变），所以这一版本就显得更加需要增补修订。鲁迅著作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经典，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历史上的经典又无不经过后人的反复校勘、辑录、注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新世纪之初，在建党80周年和鲁迅诞生120周年前夕，重新修订81年版《鲁迅全集》的工作终于摆上了日程，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借此机会，我想发表几点粗浅的意见——主要谈校勘、注释和内容增补问题。 一 校勘问题 校勘是注释的基础。没有精细的校勘，就没有准确的文本，以文本作为依据的研究工作也会因此出现偏离。 现行81年版中，校勘方面的问题很多，其中包括古文校勘的问题、外文校勘问题以及现代白话文的校勘问题。比如：《古籍序跋集》的文字多处与手稿不符，既有误抄，也有擅改：原稿《唐书》排成了《新唐书》，《新唐书》排成了《唐书》，《玄怪录》排成了《玄怪》，唐朝大和年间排成了太和年间。鲁迅自署的“周树”改成了“周树人”，而周作人则变成了三个空白。白话文中校勘的问题更多。《社戏》中“舀一瓢水来给你喝”排成了“舀一瓢水来给你呵”；《马上日记》中谈到日记的“正脉”（一脉相承的“脉”）排成了“正派”，《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中的“同仇敌忾”排成了感慨的“慨”。 除了讹误，疑点更多。比如《热风·随感录二十五》起句：“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了。”“一直”疑为衍文。《〈幸福〉译者附记》中说“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也不可解。人都有血，难道会有“无血的文人”吗？所以，我怀疑“有血”是“有血性”之误，脱一“性”字。《伤逝》中说子君“捶着一个人的衣角”。捶是敲打的意思。朱正先生怀疑“捶”是“拽”字的笔误，我以为很有道理。 那么，如何校勘出一种最为精确的鲁迅著作文本呢？根据史料学的原则，最佳方案是凭善本校正俗本。这就有一个如何确定善本的问题。比如《朝花夕拾》，有1928年9月未名社的初版本，也有三十年代北新书局的再版本，但在我记忆中，鲁迅似乎比较信任未名社的版本，觉得北新书局版“大约不过多几个错字”。又如《中国小说史略》，从油印讲义本到铅印讲义本，再到初版本，再版合订本，最后修订本，前后经历了十五年，最完善的是1935年6月北新书局出的第10版。《嵇康集》，鲁迅从1913年至1931年，十年反复校勘十次，自然以1931年的最后校本最为精审。 但是，并不是所有“定本”都比此前的版本文字精确。比如《呐喊》，是鲁迅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种，仅鲁迅生前就出过23版，其中1930年北新书局发行的第13版抽掉了《不周山》。就所收篇目而言，这一版成为了《呐喊》的定本；但就文字而言，因为第13版系重排本，错字反比初版为多。因此鲁迅手写了两张纸的《〈呐喊〉正误》，共改正误植45处。所以校勘《呐喊》，绝对不能以第13版为依据。 此外，并不是每一种鲁迅著作都有公认的明确的定本或善本，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校勘法应该是“多本对照，择善而从”。我所谓“多本”，其中包括了手稿，最初发表的报刊，初版本，鲁迅生前最后版本，以及1973年出的白文本。目前出书付排前都要求“齐，清，定”，出版社的校对只对原稿负责，但是鲁迅著作的原稿出书后大多陆续毁弃，比如《呐喊》，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阿Q正传》的一页手迹（《不周山》的手稿归入《故事新编》手稿）。即使保存了原稿，其中也有笔误，比如《奔月》的手稿中，就把“悄悄地”写成“俏俏地”，《非攻》中描写墨子到了宋国的都城商丘，看到城里一片萧条，商店虽然减价而仍无买主。查手稿，“买主”写成了“卖主”，显系笔误。日记、书信手稿中笔误更多。如日记手稿把把辩证法的辩写成了分辨的辨，把费慎祥写成费仁祥，把《挥麈录》写成《挥尘录》。专有名词、人名、书名都有错误。书信原件中把颧骨的“颧”写成拳头的“拳”，把蜡烛的“蜡”写成腊肉的“腊”，把“军阀脑子”误写成“军阅脑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校勘时不能不加鉴别，一律以手稿为据。对照手稿校勘，还应正确辨识鲁迅手迹。鲁迅1930年12月28日日记，手稿为：“午后内山书店送来特制本《乐浪》一本，其直九十元。”“全集”本将“直”排成了“其十一”，无人能懂，这就是误认鲁迅手迹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