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明教授赠我的新著《中国新诗流变论》，半年以来一直放在行囊里，从北方到南方，从大陆到港台，断断续续地翻阅，也总想写点什么，却挤不出一个完整的时段。先要消化，才能谈点感受。但此事既上日程，万不可过了年关，就从“史”的角度略陈陋见吧。 我们现时的文学史确实有一些遗憾。学界恰似群趋偏锋，纷纷在“治史”上大显身手。《现代文学史》有200余部，《当代文学史》则有60多卷，略加披阅，不难发现结构的雷同、资料的重复、述析的平凡，而且多在“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排排座、吃果果！）”的旧模式里运作。“重写文学史”势在必行，当然，要慎明以待，急不得。尤其是“当代”的，那种去年冒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今年就率尔上“史”的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 其实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本身有多重指涉，大可不必都往“治史”的大栅栏那儿去挤。我常想，我们的工作大致有三个内容或叫职责：一是文本批评；二是史的梳理；三是史论研究。广义的文本批评，侧重于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评析，既有历时性的，也有共时性的，并为“史的梳理”和“史论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源（思想的和材料的）——自然，对现实的文学创作也是一种重要的推动。郑重的史的梳理，以对历史上重要的、不同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为基点、原点，侧重于寻找创作的脉络，寻找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寻找作家的精神历程，寻找某种文学思潮与现象的来龙去脉，寻找文学的内在品质与外部条件的关联，而且既然称作“史”，还要力求公正、开明，以材料见长、以事实说话，切忌有过强的主观意识。缜密的史论研究，侧重于发现与提出问题，即对纷纭的文学现象、思潮流变、驳杂的作品与大量的史料，进行几度翻腾和打磨，提炼出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作深入的探究、叩问，从而揭示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此时，是否全局在胸，能否有理性与智慧的观照，知否蕲求原创对于学术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这对论家是无情的考验。评家、史家、论家三者各司其职，却也相互联系、制约和支持，不必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特别是在各学科走向综合的今天，人文生态原理告诉我们：散乱与孤立，只能意味着自身的灭绝。 由此看来，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可以称为“史”与“论”相结合的新诗史，是属于研究型的文学史，与一般的教材型新诗史相区别。也就是说，它不是像某些教材那样的以“列柱式”的结构铺陈诗人诗作，罗织诗歌现象且作平面的描述；也不是简单的作品介绍及浮泛地感受作品的诗歌史，而是从新诗思潮与流派入手，并以此为脉络，着力探讨中国现代新诗流变的若干规律，深究新诗运动的演化秩序及可能存在的某种内在逻辑结构。这样，它把新诗发展史上提出的“流变”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去盘点、清理、开掘与整合。作为研究型的诗歌史，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于如何去描述那数十年的诗歌史，而是侧重在对思潮与流派问题怎么看，怎么思考与体认，怎么述析其“动态组合、交错递进、多元互补、多元推动的过程”（该书《后记》），从而在史识与论难的辩证中获得对新诗流变中美学价值的阐明。 龙泉明教授将自己的史论研究，置于沟通古今、融汇中外的文化学术背景，细探构成中国新诗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内在动力，从而在新诗的演化秩序和逻辑结构上获取自己独立的见解与发现。《流变论》把握新诗在中外古今交合中现代性转换的艺术之旅，从本体出发，归纳出三个自律运动期，即：1917-1949年的第一个自律运动期，先后呈现出草创——奠基——拓展——普及与深化的阶段性特征；1949-1976年的第二个自律运动期，基本上以颂歌为主潮并显示了单一的倾向；1976年以降的第三个自律运动期，凸显出自由状态和多种可能性的样貌。而在几次自律运动中，《流变论》不无见地地指出：“从对立走向融合，从交叉达到互补，从趋异直至趋同，几乎成为新诗发展的内在律动模式。每一个诗歌潮流或诗歌形态，作为一个历史的‘定在’，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历史赋予每一阶段的诗歌流派或诗人以规定性的任务。”这是历史的眼光。正是由此，《流变论》把在自由创造中追求主情主义的确立和青春诗体的开创的郭沫若，视为新诗第一次整合的大家；把在纵向与横向的互动中成就艺术秩序新建构的戴望舒，视为新诗第二次整合的大家；把以真、善、美的现代意识更高层面上的自洽为审美路标并作出实绩的艾青，视为第三次整合的大家。应当说，这也是公允之论。 作为对流派的冷静省察，《流变论》从中国新诗生态的实际出发，述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路纵队”交替并进的整体格局。龙泉明教授充分肯定了现实主义诗派对历史使命的承诺，肯定了浪漫主义诗派对创造精神的张扬，同时对长期以来被漠视乃至被误解的现代主义诗派，从“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诗学立场，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辩明。他对“三路纵队”艺术成就的比较与评估，似是“出位”，却未必不是一种警示：“尽管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能直接表现民族和时代的广阔画面，在思想情感内涵上也可达到比较高的境界，但由于大多表现得太露太直白，缺乏内在诗意诗境，所以能称得上好诗的作品实在不够多。现代主义诗歌不大能够直接表现民族和时代的广阔画面，但它却善于表达深沉的玄思、微妙的意境、细腻的感触，较之现实主义诗歌那种诉诸于感官的明白晓畅和浪漫主义那种情感的渲泻，现代主义诗歌显然更属于一种契入心灵深处的诗。现代主义诗人主张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就是要求诗中蕴含深意，诗意诗味浓厚，让人在解读的寻获中，得到作为接受主体的创造性满足。”与其说这是论家的一种偏爱，不如说这是对“诗中有诗”的执拗与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