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3-0037-08 一 毛泽东与中国知青运动 中国的知青文学，源发于中国的知青运动，而这个运动从初澜到高潮乃至最终的幻灭，都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相关，他就是伟大的毛泽东。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他本人就是一个博学且富于创新精神的乡村文化人。一个始终在骨子里鄙薄士大夫且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的人物。他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危险。他同情农民，他谙熟中国农村社会，而对城市始终有着一种隔膜和提防。他以一个高超的中国农民的心态，营构他对中国社会理想的蓝图。那个乌托邦的理想蓝图，始终在咬噬着他那永不安宁的灵魂。他总是企图以他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去改造中国知识分子，而致力于知识分子工农化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知青运动，便是他这种企图的一个自以为远见卓识的举措。这个举措所由的理念，始终贯彻于他的全部革命活动环节之中。他完整地解释和切实地实践他的全部思想。于是，在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在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指导思想中，都可以清晰地寻找到这种解释。 1939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的青年召开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毛泽东到会作了报告，这就是那篇可说是对中国后来的知青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且带有宣言性质的演说：《青年运动的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革命理想，对有可能使这种理想功败垂成的青年中坚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那是一种高瞻远瞩，为革命功业千秋万代而构想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一成不变地影响且延续着中国革命将近50年走向，也直接影响和改造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实践行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基本精神成为了新中国青年的“圣经”。它可以说是被无产阶级政治运用得最为娴熟的一种思想武器，它和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人生与文学的两大准则。对青春顶礼膜拜的程度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是他的任何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原因是他的这两部同是演说的文章，已经基本上概括了他的思想和他对中国未来的意识形态模式的设计与倾向。它们意味着一场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触及人的灵魂的巨大革命，其实，早在新中国还没有诞生的十余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知青运动既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的一个实践过程，又是他和他的革命伙伴从一开始从事革命就如影随形的一种精神体现。他的一系列著作和他的革命道路，都与农村和农民的情感立场和行为方式有密切的关联。是亿万农民为着实现翻身解决的愿望，凝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是靠着这种人心的凝集，在短短的28年间拿下了天下。他报效农民的方式，自然希冀在更高的层次上把子民们变成“新农民”——有知识的具有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农民。他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但他这一农民理念，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滞后了大约半个世纪。 毛泽东革命蓝图的愿望实现，是从青年出发的。他异常注重青年和文艺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关系。尤其是知识青年，他把知识青年视若军队。“知识青年”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为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1](P529-532)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的谈话中说： “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多次提到“知识青年”这一概念，而且赋于这个概念以一个新的内涵。首先是将之与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军人青年、学生青年区别开来。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大约在当时，各行业的青年在文化素质与学历上都难得有文化水准。中国大量的文盲和未经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而毛泽东所指的“知识青年”应该是那些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的，诸如30年代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那些革命的青年学生。对“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的内涵，毛泽东在不断发展着的革命时期，不断赋予它新的标准和含义。 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发表的1939年，他所指的知识青年是那引进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已经包含了“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在1955年的中国，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占人口总数比例并不多，是人民中国宝贵的文化人力资源。故列入知识分子的范畴是可以解释的，但同时，也似乎无形中降低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