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042-05 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按正式的记载共12人。其中周作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文研会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在当时威望最高。郑振铎、沈雁冰是中坚，也是其文学思想的主要阐述者。“文研会”这个名目，在今天看来不像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文学社团，而更像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机构。其实，文研会在最初筹划时就是为了“研究”文学而非从事文学创作，郑振铎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一文中就曾这样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引者按：指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都是发起人。”[1]因此文研会成立后非常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文学思想的阐发，“五四”年代并未涉足“创作”但却倾心“研究”的沈雁冰竟成为文研会的首席代表，于此不能无因。因此，从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想角度研究文研会，应该是颇有必要的。本文拟就近年来“重读”文研会时感触最深的两点略陈管见，期望能对“重写”20世纪文学史或指点当下文坛多少有所裨益。 一、走向革命：“为人生”文学观的别一读法 文研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其具体的表述是《文学研究会宣言》中的如下一段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 “为人生”的文学观在1921年由文研会正式提出，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来说，具有总结以往、面对当前，开拓未来的多重意义。“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自发动以来，先驱者们在批判封建文学、倡导“人的觉悟”和成功地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着新文学思想内容方面的建设。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指斥封建文学“其内容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认为易卜生揭露了家庭和社会的黑暗，“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4]。显然，上述观点中已蕴含着新文学应关注现实人生的思想。至周作人1918年末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反映人生，“为人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已基本形成。就在周作人写《人的文学》的同时，他还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5]这无疑是对“为人生”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到1920年周作人写《新文学的要求》时，他已经以明确的语言表示：‘“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的惟一需要。”[6]因此，以新文学第一个社团的名义将这一文学思想正式昭告天下，无疑是对以往的探讨做了一个集体性的肯定和总结；而1920年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五四”新文学阵营又面临着新的对手和挑战。此时，正统的封建旧文学已溃不成军，但以游戏、消遣为宗旨的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却仍然存在，新的受西方影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也开始露头。这两种文学都披着时髦的“现代”外衣：鸳派文学也用白话并标榜“写实”；“为艺术而艺术”者更以新潮自居。但他们都缺乏“五四”先驱者对社会人生那种崇高的启蒙主义的关怀。如果听任这两种文学泛滥，无异于听任“五四”启蒙主义精神自挫其锋。因此，文研会正式举出“为人生”的文学大旗，无疑是新文学阵营面对当下文坛的疲软现状再次宣示自己的文学立场；1920年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走过了“破坏期”而步入“建设期”。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学？怎样建设新文学？这正是文学界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文研会及时揭橥“为人生”的文学观，无疑也是“五四”先驱者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响亮回答。自然，这种回答不一定是很全面的，惟其如此，尊崇个性主义的创造社随后与文研会发生论争。但文研会基于人道主义思想所作出的这种回答，又毕竟是及时、必要和切合中国启蒙任务需要的。 如前所述，文研会成立之前，周作人对文学如何“为人生”已作出过初步的解释。文研会成立以后，沈雁冰、郑振铎等核心成员又对这一文学观作出新的探讨和阐述。这种新的探讨和阐述有如下新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五四”逐渐落潮社会又复归黑暗；二是随着共产党的成立政治意识逐渐置换文化意识而再次走向历史的前台；三是沈雁冰参与共产党的筹建逐渐由单纯的文化人向政治和文学兼顾的政治文化人转变。因此，沈雁冰和受到沈雁冰影响的郑振铎等人就“为人生”发表的见解，不仅使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显出一条发展的脉络，由开始时的略带全人类性的“为人生”向略带阶级性的“为人生”转化，而且使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和周作人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呈现出“蜕变”迹象，由周作人的更关注普通人精神上“非人的生活”向更关注普通人物质上“非人的生活”转化。此中所体现的本世纪“救亡”主题对“启蒙”主题的制约和压挤再一次显现出来。 由沈雁冰、郑振铎等阐述的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首先对文学上的“平民主义”作出了新的探讨和解释。“平民主义”正如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文所说的那样，它反对“一切特权阶级”，张扬“自由平等的个人”，是当时“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的一种文化思潮[7](P5)。周作人之所以写出《平民文学》一文，显然也是受了这种思潮的鼓舞。正因为这样，周作人有意作了两个强调：一是所谓“平民”，指的是非贵族的“世间普通男女”，亦即世上“一律平等的人类”。二是“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5]。沈雁冰、郑振铎等人最初宣传“为人生”的文学观时，显然还继承着周作人的说法，如沈雁冰在1921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就曾这样说：为人生的文学“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8]。但在1922年7月发表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沈雁冰就传达出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新文学的作者们应该“注意社会问题，同情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沈雁冰还结合对旧小说的批评指出：真正的新文学的作者应该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的头脑”，否则，“他们虽然也做人道主义的小说，也做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而其结果，人道主义反成了浅薄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的穷困反成了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了。”[9]显然，所谓“平民”已具体化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