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1)02-0048-04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以一种异端的面目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其异端性主要是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对抗碰撞中呈现出来的。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新异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与儒家文化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这些碰撞主要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传统人学观念与现代人学观念的冲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和儒家文化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外来文化，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产物；后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数千年心理积淀的结晶，二者之间的冲突、碰撞在精神层面上显示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复杂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将对当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 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道德理性文化，它以“礼”为核心向外辐射，影响及政治文化、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中国严密的理性思维方式和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 孔子继承了“周礼”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礼”即原始礼仪，它是在原始图腾和禁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来它渐渐地沉淀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意识形态，“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冠义》），“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早期奴隶制的习惯统治法规（‘仪制’）。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页。），“三纲五常”便是这种礼教思想的具体表现，这种礼教思想渐渐内化为秩序井然的理性思维并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于是“文以载道”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则和模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成了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这种理性思维模式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严格程式化、法律化的理性思维严重束缚了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其恶果是理性压抑感情、群性压抑个性并最终导致感情的淡薄和个性的消失。这种理性思想在五四前后和新时期遭到了先进文化者的批判，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哲学基础是西方的现代非理性哲学。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非理性主义在哲学本体上实现了对理性主义的突破，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客观性，而非理性主义则强调人的个体性、主观性，它彻底完成了哲学本体由物到人、由客观到主观、由理性到非理性、由人的意识世界到潜意识世界的转变，这一转变拓宽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历史转型。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以歌颂人类的伟大与进步为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是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颓废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以表现人类的本性与惰性为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鲁迅、陈独秀等文化先驱反对儒家的理性思想，提倡现代非理性思想，鲁迅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分析论证现代非理性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要生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基于此他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笔下的狂人、孤独者都是这种思想的形象表现，鲁迅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以郁达夫、郭沫若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成员以“自我表现”为创作原则，将“自我表现”予以绝对化，强调直觉、天才，以自我情绪世界为表现对象，由此完成了文学本体由外向内的转移；李金发主张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的引吭高歌”，由此而确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感性范式；施蜇存、徐訏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表现人的潜意识世界，林同济以尼采哲学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以“恐怖、狂欢、虔恪”作为文学创作的母题，至新时期以来的朦胧诗、第三代诗及刘索拉、徐星、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更是突破了理性的防线，以非理性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诸多现象表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非理性哲学的影响下实现了文学本体的突破，它不仅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且通过众多有特色的作品将他们的理论变为艺术现实。 传统人学观念与现代人学观念的冲突 文学是人学，由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学观念不同，其相应的文学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人学观念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人本主义，以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为基本特征，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孔子的人本主义主张“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孔子讲“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孟子也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尽管他们都要求“爱人”，对人要象人一样对待，将“民”放在优先的中心地位，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为当政者提供驾御大众的策略（至少其在中国历史上起着这样的客观实际作用），起的是一种谋划军师的作用，并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这种人本主义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性，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为了保障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人本主义得以实施，孔子又主张“克己复礼”主张“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这种禁欲主义后来发展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它压抑了个体自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人成了一种只有理性而无感情的怪物。这种“克己”的道德哲学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渐渐地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规范民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心理结构。 新文化的倡导者以现代西方理论为工具，以怀疑、亵渎和手段，来反叛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一直被人们当作圣贤的传统观念，他们首先要反叛、颠覆的便是这种“克己”、“抑己”的人的观念，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禁欲主义。陈圣任认为我国学者数千年来，均以多欲为戒，以窒欲为无上美德，结果使一般青年志气消沉，国家民力不兴，因此他大力肯定欲望的价值，“人类所以异于草木禽兽者，为其有欲望。有欲望而后有一定之目的而活动，并各具一理想之目的，殚毕生之力以追求之。故欲望者人生活动之由始，生存意味之由萌也”，他极力反对禁欲主义，“断绝欲望，即谓之死之别名也”（注：陈圣任：《青年与欲望》，《新青年》1卷2期。）；陈独秀将中国衰亡的根源归结为抵抗力之薄弱，“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势力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蕙敬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他认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致使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注：陈独秀：《抵抗力》，《新青年》1卷3期。）将被文人学士视作圣物、国粹的传统文化当作导致抵抗力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将一直被压抑、受禁锢的欲望尊为救国救民的法宝，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亵渎和反叛，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传统文化的解构，颠覆了传统文化的专制统治。这种现代人学观念将欲望与个人生命、民族活力联系起来，是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它直接导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其结果便是1918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发表。我们必须承认，周作人所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内涵比较复杂，既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学观念的因素，又有西方现代主义的人学观念的合理因子。他所说的人并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他趋同西方现代的观点，反对传统的灵肉二元论，认为“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人的文学”的概念，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研究记录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的“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认为人的文学又可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而“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作者的态度，即是以人的生活为是还是以非人的生活为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强调神性与兽性的统一是其人学思想的核心（注：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欲望从非法走向合法、从幕后走到台前，不仅意味着传统理性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它昭示着非理性主义的萌芽、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来临。欲望的解放为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契机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