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五四”时期人的思想的大解放，文的自觉也大为增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涵着一种崭新的现代意识，锻造出更加新颖、符合人性发展的诸多形式。而在人的自觉中，对自我的自信所引发的强烈的创造欲和表现欲又为文的自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便必然成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对人的发现往往容易回归到单纯而又充满希望的儿童世界里，而这一回归又意味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所以，在“五四”时期，真正体现了“人”与“文”双向自觉的就是儿童文学。这一成果，不仅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儿童读物之贫乏的历史，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确立了相应的地位，建构了应有的规范，找到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回顾一下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开拓性贡献，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大厦，不无益处。 一、全面确立现代儿童文学的地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伴随整个新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1918年1月，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文章，并标明包括“儿童文学”。这可能是“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最早出现①。此前，儿童文学在传统文学中是不受重视的，是没有地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儿童文学。应该说，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里，特别在多姿多彩的口头传说中，是不乏新鲜活泼、趣味横生的儿童文学的。如《三字经》、《幼学琼林》、《西游记》等。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专门的儿童文学刊物以及有意识地为儿童写作的文学作品已多有出现。如1886年儿童刊物《训蒙画报》和《孩提画报》在上海创办；1909年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和《童话》丛书已专门发表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题材广泛的儿童文学作品；周桂笙翻译的《天方夜谭》、《伊索寓言》、《格林姆童话》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片断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黄遵宪的儿童诗《幼稚园上学歌》在《新小说》中发表时真有春风拂面之感。总之，在文学革命兴起之前，我国适宜于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不是没有，而是大量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儿童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中已占有相应的地位。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中，不仅没有“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甚至对大量出现于各种经、史、子、集中便于儿童阅读的材料也只是在一派威严中遗漏的一缕春光，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用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强化一种教化功能。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这种苍白贫弱的现象正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们批判的内容。可以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及其地位的确立，正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在对人的发现中一方面击中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儿童文学被忽视的病根，一方面又从根基上确立了现代儿童文学不可动摇的地位。 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革命倡导者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儿童总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且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中，“子”的地位被压抑与被忽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儿童普遍被压抑被忽视的等级观念中，儿童文学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到了五四时期，在现代民主思想的观照下，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个性普遍得到张扬，一向被压抑被忽视的儿童作为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儿童问题成为五四时期焦点问题之一，成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当国人已经开始提倡儿童文学并翻译了大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陈独秀等人认为仅仅提倡儿童文学还是不够的，应该把提倡儿童文学与人们普遍关注的“儿童问题”联系起来。据茅盾回忆：“记得是一九二二年顷，《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在私人的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②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关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不如说是关心中国社会儿童的现状以及如何确立正确的儿童观。这一方面体现了陈独秀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多于对文学问题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同步展开的改革路径。 当然，强调把“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联系起来，不是忽视儿童文学的地位，恰恰是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因为要确立儿童文学的地位，关键在于确立儿童的地位。这就是说，只有儿童的地位真正确立起来，儿童文学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对儿童的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倒不是对某种文学样式的热衷，而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来认识儿童的重要性。鲁迅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来必胜于过去。这不仅从人的生命形态中肯定了儿童的优势，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肯定了儿童代表了一种希望和未来。并且，在鲁迅看来，从旧传统中走过来的人，包括鲁迅本人，背着因袭的重担与古老鬼魂，都只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都不可能具备真正现代性的品格。因此，鲁迅主张，一方面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③，一方面则要“救救孩子”④。这当然不仅仅表现了鲁迅伟大的情怀，更重要的是表达了鲁迅对儿童的重视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