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的女权主义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种态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9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蛊惑和制约。当然，即便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也是无法统一与规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当它流入中国大陆本土时，在一些新兴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循循善诱下，一些女性作家们，尤其是一批自恃有较高学历和理论素养的年轻的女性作家们，便在对其的一知半解中，各取所需、借题发挥了。就此而言，我以为，强化对女性文学的清理与反思，使其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首先从其源头——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大陆文坛的流布情况着眼来进行分析，惟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女性文学的命运和前途。 如果人们还没有淡忘的话，便可以回忆起80年代之初，当女性文学第一次回到“五四”新文学母题上来而呼唤妇女解放的时候，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一篇《在同一地平线上》就足以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波澜。作为一个“五四”未竟的文学话题，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原点出发，女性作家们在寻找着与男性世界同等、同构的关系与契机，它以一种独特的柔性文学语言的表述方式，对一个被男权文化世界压迫得几乎窒息的女性真空世界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呐喊。虽然这种书写是处在一个无意识的本能书写状态，是“五四”新文学血脉的一种延续，但是，它在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这个封建主义势力十分顽强的“铁屋子”里，无疑是女性文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 我以为，8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发展状态。往后看，它的进步性就体现在解构了20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女奴话语”视界（关于这一点，详见我在199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红岩》1999年第1期）；往前看，它又和那种走入迷途的违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女权主义文学怪胎有着本质的区别。用通常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来衡量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文本，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的特征：“（一）反对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男权制思想；（二）探讨妇女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和现状；（三）从生活、文学和批评等方面，考察生物、语言学、精神分析、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引自《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王逢振等主编，译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下同）从80年代的许多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来看，它们在回归“五四”新文学妇女解放母题的过程中，从无意识的反对男权制思想到有意识的声讨男权文化的压迫，应该说这是“人的觉醒”的象征。从“寻找男子汉”到寻觅精神世界的诺亚“方舟”；从人性的“同一地平线上”出发，去叩开女性精神世界的“玫瑰门”；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女性柔弱镜像，到张扬女性和女权“性体验”的“岗上的世纪”。可以说它们在反对男权文化视阈的同时，逐步走向了“探讨妇女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和现状”的更深文化层次。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那时的女作家们主要是从生活的层面来建构文学的大厦，而非照搬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之后，依葫芦画瓢式地去寻找生活的原型。就此而言，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美学特征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之中，使得那时的女性小说更有其艺术的魅力和可读性。 90年代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开始面对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作出了多种的文化选择，其中女权主义写作的突显，成为20世纪末的一道惊世骇俗的风景线。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它无疑是由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为先导的，而新一代女性作家们在创作中，更热衷于对西方形而上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模式的套用，因此，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多元局面，但是，却也多多少少暴露出了作品中生活与理论断裂的痕迹来。从虚妄的形而上的理论出发，一批女性作家在一批女性理论批评家照搬西方理论模式的引导下，开始了女性文学创作形而上的艰难跋涉。 就世界格局下的女权主义文学来说，“一般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类型：（一）社会女权主义，其兴趣在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主张研究文学作品中描写或表现妇女的方式，或者说研究‘妇女的形象’。（二）符号学女权主义，其出发点是符号学，主张研究表示女性的代码、规则和分类，通过符号的表达来确定妇女在文学中的作用。（三）心理学女权主义，由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发展而来，主张一种不受男性标准和范畴限制的女性的特征，考察文学作品中女性欲望的无意识表现，探索女性欲望受压制的情况。（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注重社会经济状况，关心妇女所受的压迫，把文学中的妇女与工人阶级相比较，采取类似阶级分析的方式。（五）社会——符号——心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这是将前四种混合的方式，有时是这种，有时是那种，但尚未形成有机的综合。（六）女性同性爱的女权主义，它提出一种躯体的写作理论，探讨性特征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以阴唇为独特的‘女性’写作的源泉，反对流行的以阴茎为中心的写作神话。……”（引文同上） 那么，就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第一种类型的“社会女权主义”描写视界已经逐渐消退，那种陆文婷式的“妇女的形象”已不再是女作家们崇拜的偶像了，相反，她们已然觉悟到了这样的写作只能陷入男性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作为一种策略，她们换了一种文化的反抗姿态，这就是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妇女的形象”的对应物和参照系——男性形象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存在，突入女性心理的内部世界，逐步完成“自我镜像”的重塑。去掉“他者”以后，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其作品的苍白与孤独，因为在这个两性同构的文化世界里，缺少任何一翼的描写，都将是残缺的文学。 作为符号学女权主义的运用，可能更多的是在文学评论的研究领域内，而在女作家们的具体文本描写之中确实是凤毛麟角的，即便是最先锋的女性作家，也还没有进入这一纯技术操作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