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1)02-0018-07 《郭沫若学刊》倡导建立“郭沫若学”，已经十多年了。其间，虽然广大郭沫若研究者默默耕耘，作了大量工作，但迄至今天，郭沫若学尚未建成。相反，人们对郭沫若的解读竟然出现明显的两极化现象：研究圈内的评价越来越高；研究圈外的评价却不断降温。郭沫若研究内外明显地越见疏离了。一本并没有多少学术性的《反思郭沫若》却一版再版，吸引了不少人的视听。所有这些，是否应该引起郭沫若研究界的反思：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在一些地方缺少了什么？ 如果问：在新世纪对郭沫若研究有何寄望？我的回答是：但愿郭沫若学早日建成。如果问：迄今为止的郭沫若研究缺少什么？我的回答是：迄今为止的郭沫若研究还缺少真正意义的严肃而纯净的学理、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统。所以，郭沫若学尚未建成。当务之急，就是补上这些。 一、严肃学理，为郭沫若学奠基 所谓学理，简单地说，就是一门学问的内在真实逻辑关系。它本质上是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一范围、某一领域事物的内在关系、本质特征及其特殊规律的梳理、探索与揭示。只有学术研究者完成了某一范围、某一领域事物的内在真实逻辑关系的大体揭秘，才算是抓住了该门学问的“牛鼻子”。所以，我们说学理是一切学术的阿基米德点。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恰恰少了对学术研究的阿基米德点——具有真实性的内在学理的严肃体悟、自觉追求与执着叩问。 所谓严肃学理，就是说学人理应信守、遵循学理至上、唯学理是从的价值观念和学术规范。换言之，追求学理的真实性，排斥学理的虚假性，乃是学理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属性，学人理应无条件地奉行。否则，他就是伪学人。 虽然我们都说“事实求是”和“科学客观”，事实上海内外的郭沫若研究，有悖学理的现象都不是太罕见： （一）根据需要立论，实用主义地论证。 海外学人余英时受其师钱穆暗示，硬说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其实，一为史论，一为考据，根本不存在“抄袭”。（注：方舟子《郭沫若抄袭了钱穆吗？》一文，论述甚详，余氏互校所举例证，可分三类：“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二、两本书都袭用前人说法”；“三、属于常识判断”。所以，余氏的宏论，只证明自己无理。）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都几经改变，对他的研究其实更宜于采取“阶段论”的研究方法。然而不少研究文章，总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常常使人产生“瞎子摸象”之感。 至于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如台湾金达凯的《郭沫若总论》[1]，为了“揭穿共党控制大陆文坛”的政治目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已没有多少学理可言。反之，大陆为了论证郭沫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回避他写过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江青以及批判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的诗歌。一些论文为了为地方经济服务，还大谈郭沫若与旅游之类。（注：其实，这种情况在国内学术界由来已久，普遍存在。比如1966年有人写文章《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说“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热烈信仰毛主席。”打倒“四人帮”后，当即有人著文揭发张春桥曾化名狄克恶毒攻击鲁迅，遭到鲁迅痛斥——暗示鲁迅英明和“四人帮”从来反动。其后推行计划生育，又有人写文章说鲁迅是计划生育的先驱与楷模；近年来自由主义走红，则有论文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难怪有人开玩笑，说鲁迅永远与我们战斗在一起。） （二）无须材料实证，习惯于以推理代替事实。 这种情况，在丁东所编《反思郭沫若》[2]一书中最突出。什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骂肖乾，是因为肖乾写文章批评过“中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老称公，大张寿筵”，“触怒”了郭沫若；什么沈从文“想用保险片自杀”，主要因为郭沫若著文批判“刺激”了他。这些文字煽情是可以的，诉诸理性判断则缺少了实证。丁东还暗示郭沫若是学术“骗子”，剽窃了某研究员的论文，但又自说缺乏证据，是“难以澄清的‘谜团’”。这不是有意把水搅浑么？余杰则不仅瞎说“尾巴主义万岁”一语出自《〈文艺论集〉序》，还凭着“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就推论“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了”。事实是郭沫若在“批林批孔”中守住了底线，无论“四人帮”软硬兼施，就是不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学院派研究中也有这种现象。比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郭沫若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歌德”之后，更进一步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推导出郭老比歌德更永葆创作青春。对这种“芝麻开花节节高”论，也不实证。有的还好作诛心之论。近年来有人贬损郭老，原因应该不只一种。如果没有充足材料，最好不要轻易以出身推论政治目的，因为知识分子是能够超越出身的局限去观察思考问题并背叛出身的。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文革”不远。轻易对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世界上的事物非常复杂。鲁迅曾经指出，魏晋时期阮籍嵇康表面上毁坏礼教；其实骨子里他们“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同样，对郭老不敬者中，也可能有出于维护“广大群众利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初衷而进行激烈批评的好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