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散文创作和研究界，应当在承认“散文热”所带来的创作兴旺与艺术进步的前提下，充分正视这与兴旺和进步同在的种种缺失与问题，从而以清醒自觉的态度，参于散文艺术的历史进程。 为数不少的作家在文人心态和意趣的挥洒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下层普通劳动者历史命运和现实生存的关注与描写，并因此而导致了在新的社会矛盾面前的回避与缺席，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 纵观中国散文史，西方式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许相对稀薄，但发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对社会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关注、同情乃至赞美，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大劳动人民命运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众多作家更是在他们身上投注了空前充沛的热情和异常饱满的笔墨。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种散文传统，如果我们不做过于偏执和绝对的理解，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为中国散文增添了难能可贵的人民性，并藉此而将散文同最广大的诸者长久地、跨时空地联系在了一起。 毋庸讳言，历史走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已经不复存在；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复杂；人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面对如此情形，文学，特别是文学中极具个体精神与情感色彩的散文，还要不要坚持和强调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与表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个中理由也并不出常识和经验层面：迄今为止，经历着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普通劳动者占据着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在因为注重效率而难免忽视公平的历史进程中，分明又一次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正面临着种种困惑与艰难，承受着远比其他阶层和团体大得多的生存压力……他们需要各方面的关怀，其中自然包括散文家道义的支持与心灵的抚慰。 然而，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却在这一方面陷入了大面积的失语状态。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尽管还有张承志、梁晓声、肖复兴等作家，不时捧出一些闪耀着平民之光的散文篇章，但更多的散文家，特别是其中的职业和准职业写作者，却随着生存条件的改观和文学环境的宽松而逐渐沉溺于文人角色的自恋与自赏，满足于一己心态的表露与挥洒。这时，他们笔下呈显的，每每是湖光山色的流连，书里卷外的遐思，生命哲理的体味，艺术情趣的张扬，直至草木虫鱼的观赏，美食雅苑的把玩……而明显缺少的便是对现实生活里普通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描绘与揭示，是创作主体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切目光与悲悯情怀，是一种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力量。当然，时下的文人散文倒是不乏精英层面的人文启蒙与终极关怀，但所有这些又常因内容的过于抽象、高蹈或深奥，而远离了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痛苦和接受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进入社会下层，无怪乎有人要发出“我们离底层有多远”的询问和感喟。 我不是说散文不应当表达文人的意识和意趣，也不是说表达了文人意识和意趣的散文都不是好散文，更不是要故意倡扬散文的“民粹主义”倾向，既成的事实是，一批书卷气很浓，知识性很强，文化味很足的文人散文，恰恰成了世纪之交散文领域里抢眼的风景，它们对于提升散文创作的整体品位，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旷远开阔的散文世界，仅仅以文人自己的生活和意趣为主流、为风尚，特别是用它挤掉和取代了对普通劳动者生存现实的关注与再现，那么这个散文世界，便不只是单调的、倾斜的，而且是退缩的、软弱的：它在无形中回避着现实，回避着矛盾，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守护人类良知，呼唤社会正义的责任，以及应有的批判精神。而一个倾斜的、软弱的散文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同时又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呢？ 在科技文明、都市浪潮以及物质欲望等等的合围下，今日散文家舒展生命和遭遇激情的空间与可能正在变小，这使得他们笔下的散文篇章，常常是理念胜于情感，思辨压倒形象，甚至大量存在着因寡情而导致的矫情与滥情，其结果则是大大削弱了散文应有的艺术感染力，这是近年来散文创作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二。 毫无疑问，散文发展到今天，从创作观念到审美形态都有了新的探索与变化。只是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以动摇这样一种相沿已久的圭臬：散文写作必须传达作家的真性情、真体验，必须凸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从某种意义讲，散文是作家主体世界的艺术直呈，而这因直呈才感人的主体世界一旦掺入了虚假，陷入了僵化，失去了真诚与鲜活，那么便意味着散文基本品格与美质的丧失。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偏偏在抒发真情实感、袒露生命血性上出现了失误，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品已不再是散文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当然也不再追求情真意切，以情动人，而是习惯于从某种生命智慧或生活意念出发，进行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言说，从而导致了知识的扩展与性灵的萎缩。我们不妨以早已饮誉文坛的周国平散文为例。在周先生的散文中，虽然有《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样直接采之于生命疼痛处，因而充盈着至情与至性的著作，但是更为大量的篇章，其中包括《自我二重奏》《宽松的婚姻》《爱与孤独》等若干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在无形中同个性化的、真切的生命体验拉开了距离，而满足于以学者的身份和口吻做人生哲理的讲述。尽管这种讲述运载着新知与精见，而且形成了睿智机敏的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特点，但是却终究因为缺少了生命激情的支撑和生活经验的参与，缺少了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和活生生的气韵，而显得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而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单薄，说到底则是其审美价值的匮乏与艺术特质的贫弱。类似的情况，我们读赵鑫珊等人的学者散文时，亦会有程度不同的感受。而面对这样的作品，我总觉得与其称它是散文，还不如把它们当成通俗化了的哲学或文化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