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年的过去会使我们审视的眼光拉开一点点历史距离，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许今天可以作一些冷静的思考了。 应该如何来估价这10年长篇创作的收获？就我个人有限的认识和感受来说，要对近10年的收获下断语，总觉得简单的一个词汇难以担负这种功能。应该说，10年的收获是辉煌的，也是暗淡的，作为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1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为精神探索，长篇小说并未现出其特有的光采。 90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是空前的增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除了像寓言体、词典体、编年体、笔记体等小说体式的试验外，许多现代流行的艺术手法如意识流、多角色第一人称、象征等被广泛吸取，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长篇小说艺术空间形式的营建，一是长篇小说象征化的创造性运用。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90年代长篇小说家们的一种带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它给长篇小说带来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 90年代长篇小说家们在艺术探索上所取得的多方面的重要成就，是值得我们继续花大气力去认真研究的，是作家们自觉的创新意识带来了小说形态上的重要变化，真正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90年代的长篇小说在进入社会大众生活方面，并不显得有太大的“轰动”。有种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几年长篇小说在书市上“热卖”的，我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接触到社会尖锐矛盾的作品，像《苍天在上》《抉择》这样一些大胆揭示当前社会反腐倡廉的感时之作；一类是以狂放姿态无节制地敝开“性”领域的作品，像90年代初的《废都》以及90年代末的《上海宝贝》之类的所谓“惊世骇俗”之作。前者无疑是因为直接地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社会痈疽的痛恨，对清廉政治的渴求；而后者，则不过是满足了社会某些人精神刺激的快感。而从大量的长篇创作情况来看，在面对历史、现实、人生能给予人们新的感悟、新的启迪、新的精神导引的作品并不多见。这种事实本身自然会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领域中受到广泛重视的长篇小说，它创作的精神含量问题。 应该承认，进入新时期以后，小说家们在长篇创作中的精神建树是显露过自己的胆识的，从《沉重的翅膀》最早揭示了改革步履的艰辛到《古船》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沉积以及它在现代社会的泛现所作的深刻描绘，从《人啊，人！》第一次发出的对人性、人道主义震撼人心的呼唤到《玫瑰门》对人性变异、生命扭曲的犀利透视，等等，这些作品的发表在社会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至今我们仍记忆犹新。是作家们精神性思考的敏锐性、超前性，使长篇小说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到了90年代，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动人心弦之作，也不是说作家们忽视了小说精神内涵的追求，但毕竟其体现的力度较之艺术探索来说，是不平衡的。 在精神价值问题上，我觉得有一部分作家始终持的是一种“彻底颠覆”的立场，也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原有的种种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颠覆。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等，基本上是针对过去流行的价值观念，如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人性欲望的合理与不合理，神圣与卑下，等等，进行“翻个儿”的颠覆。照理，在今天的价值重估与重构的时代，颠覆性行为本不失其意义，但从他们一系列的创作来看，这些作家似乎更多是从“天马行空”艺术想象中追求那种精神“狂放”的乐趣，而不在于要为人们重构什么价值理想。读这样的作品，开始也许会有一种因其大胆的“反着写”而带来某种突兀精神冲击的快感，但这样的阅读快感往往又会因为它思想的失度或艺术的失控而被消解掉。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态度，则是要在某些已经或即将失落的传统的精神价值上显示自己的偏执与固守。这方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早为人们议论的张承志、贾平凹这样一类作家。张承志在创作中体现的为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立场是相当强烈的，不管怎样，他的《心灵史》确也震动过人心。“追求心灵的自由”这一命题无疑会与现代人获得精神上的相通，尤其是对刚刚冲破思想牢笼、处在社会转型的中国现代读者，自然会引起某种感情的回响。然而，《心灵史》的缺陷在于：它仅把牺牲、流血作为一种理想美，把对贫困、荒瘠、落后的忍耐与顺应作为一种与信仰追求并生的基础，这种偏执的态度也就必然会使当今的小说受众在精神上对它有所保留，因为“血脖子”行为，“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恰是当下人们逐渐要抛弃的观念，因此，小说未获得广大读者心灵的全部认同也是必然的。贾平凹则又从另一方面表现他的偏执，自《废都》以后，贾平凹陆续创作了《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前不久出版的《怀念狼》，毋容讳言，作家似乎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废都情结”，这些作品反复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相同的精神情绪：对都市现代文明的难以适从，对农村自然社会被侵染的无限怅惘。你可能会说，这种带有文化守成色彩的精神特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是很普遍的，我当然也同意这种看法。但只要我们仔细体味一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所持的精神立场更多是带有农民意识的精神特征，在贾平凹的意念里农村土地始终是生命的依托，这与西方一些体现新人文主义精神作家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从现代文明的立场去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端，希望从田园、从人的最原始本性中找回一些失落的美好的纯真的人性，以补偿现代文明的缺失；而贾平凹则始终对城市现代文明怀有恐惧感、排拒感，对土地的偏执固守情感使他对社会商业流通、现代人际交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始终无法从情感上接纳。我想，这恐怕正是贾平凹近年陆续出版的长篇受到读者冷漠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