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周的眼光 任、陈夫妇乃留美及归国后多有交往的老友，俞、康为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至于周氏兄弟，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同道与相知——如此不同视角交叉使用，可见胡适的请人删诗，计划是相当周详的。虽是六人三组，着眼点不同，各有其功用；但相对而言，胡适最看重的，无疑是周氏兄弟的意见。而实际上周氏兄弟也不负所托，提供的建议最为详尽，且十分得体。 不妨先看看此次新发现的周氏兄弟致胡适的信，再做进一步的分析。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存《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树 一月十五日夜 三天后（即1921年1月18日），病中的周作人还是请人代笔，给胡适去信，表明其对于“删诗”一事的重视。信件全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一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 一月十八日 周作人 在具体论说前，请注意周作人关于书籍“形式”的建议。开本改方或横，或许是不够庄重，或许是制作困难，反正没被采纳；但书页用统的，不必隔为上下两半，这点实现了。病中的周作人，为何特别提醒“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是否意识到这将是“定本”，甚至可能是传世的“经典”？事后证明，周作人确实有先见之明：一直到1940年印行第十六版，1982年上海书店刊行影印本，以至今日学界普遍引用的，都是此经由众时贤参与删定的“增订四版”。 胡适对周氏兄弟的意见，可说是“分外重视”。查《胡适来往书信选》，1921年2月14日，胡适曾致信周作人，转达燕京大学的邀请，后有一“附启”：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注：《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4页。） 其实，胡适不曾接纳鲁迅意见的，不只是《礼！》，还有一首《江上》。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有如下的说明： 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注：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 诗人当然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也只“仅供参考”。必须在书信及序言中再三解释为何没有接纳鲁迅的意见，本身就说明后者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与胡适，乃互相支持的“同道”，但很难说是心心相印的“密友”。知识背景不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留学欧美的与留学日本的学者之间，不无隔阂），个人气质迥异（周氏兄弟偏于怀疑，而胡适则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再加上年龄的差异（1921年的胡适，刚届而立，已是名满天下；相对而言，四十岁的鲁迅与三十六岁的周作人，反不及前者“风光”），胡与二周不可能“亲密无间”。这还不涉及《新青年》该往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更适合于当下的中国等大大小小的争论。 胡适与二周的关系前后有别，对于这一点，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问题是，在描述前期的“合作”与后期的“矛盾”时，论者往往基于自身言说的需要而夸大其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周与胡适确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比如《新青年》的编纂、北大课程的改革、新文学的提倡、小说史的研究，乃至白话诗的尝试等。在好交朋友且待人宽厚、性情平和的适之先生心目中，周氏兄弟当然是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周氏兄弟则未必这么看待：书札往来，彬彬有礼，加上专业上的互相支持，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交”。 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给远在上海的胡适去信，劝其不要留恋那里的“便利与繁华”，也不必“说闲话惹祸祟”，还是回萧条的北平“教书做书”，以便“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周自称写这信时，不是没有顾虑：“我自己觉得有点踌躇，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注：《周作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9页。）胡适接获此信，大为感动；只是对最后一句，颇表惊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