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离开文坛25年的丁玲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北京。当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出于教学需要，也出于对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我到她暂时下榻的友谊宾馆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嗣后，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约，我着手编著《丁玲著作年表》、《丁玲研究资料》，并陆续发表、出版。其间，发掘丁玲未结集文章80余篇，仿鲁迅《集外集》体例，编成《丁玲集外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来二去，我这位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便和丁玲这位文坛前辈有了较多接触。直至1986年丁玲病逝，七八年间，我对她有了一些强烈的印象和粗浅的了解。丁玲逝世后，除出版《丁玲研究五十年》之外，我先后发表了《丁玲同志印象记》、《丁沈失和之我知我见》等文，记下了这些印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 丁玲和周扬 从延安时代起，丁玲和周扬便是革命文艺界的两大首脑：丁玲是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主席是吴玉章），周扬则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也是从那时起，这两大首脑便开始分庭抗礼了。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集外文选》第129页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1936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种矛盾表面上有所缓和，但骨子里仍在发展。特别是1948年丁玲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并在对苏联东欧的访问中大受欢迎时，周扬的内心是很不平衡的。这也就深深埋下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思想因子。1954年，机会来了，周扬假手文联、作协主席团向丁玲开刀，说丁玲主持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投降。次年，更把丁玲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正当丁玲据理力争、向上级机关申诉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很自然，丁玲、冯雪峰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分子，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则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集团。“文艺总管”周扬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是他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 丁玲对周扬的怨恨之深可想而知。但丁玲绝对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她能够含辛茹苦活下来，能够忍受25年的非人岁月，这绝对是一桩人间奇迹。任何人间奇迹的出现都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丁玲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应该说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信赖。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扬一手遮天，蒙蔽党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 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到底有几个“右派”？不都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吗？即使“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不也都是当年反蒋拥共的好朋友吗？既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会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一个单位划几个“右派”是有百分比的，何需一手遮天？文艺界不划你丁玲、冯雪峰划谁？ 然而，丁玲的“天真”毕竟是好事，它使她忍辱含垢，多活了几十年！如果没有这份“天真”，她绝对捱不到改革开放，早已葬身在北大荒的漫天风雪中了。但她的这份“天真”也给她的晚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使她在奇迹般地回到文坛之后，又很快成了聚讼纷纭、褒贬不一的人物。 丁玲复出时，周扬早已恢复了名誉，而重新成了文艺界的精神领袖。周扬整了一辈子人，从三十年代整到五十年代，可以说罪孽深重。然而，周扬和别人都难以想象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竟被扣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帽子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历史开了周扬一个大大的玩笑！然而，这十年的“反革命两面派”生涯，却是周扬的无价之宝。十年中，他反思了自己，反思了革命，他认识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带给党、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他认识到了“异化”威胁着革命。反思的结果，使他复出后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从而使他又成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带头人。 对周扬的挨整和反思，丁玲一开始就缺乏思想准备，心情是复杂的。将心比心，丁玲知道，周扬的“反革命两面派”也和自己的“右派分子”一样，都是莫须有的，冤枉的。因此，他在挨整之后有那样的反思，也并非不合逻辑。然而，在文艺界称王称霸数十年、整人无数的周扬会痛改前非吗？丁玲内心深处又不能不疑虑和打鼓的。不过，抱着“和为贵”、“消释前嫌”的美好愿望，丁玲迫切地希望和周扬握手言欢。她回到北京不久（5月9日），便和丈夫陈明，还有老朋友甘露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主动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周扬并不买丁玲的账，热脸碰到冷屁股，周扬仍把丁玲视为“异类”，仍有极大戒心。周扬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惟独不向丁玲道歉。周扬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