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1-0015-06 端木蕻良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与其他东北流亡作家一道，为救亡文学吹响了启程的号角，也在于他以富于个性的歌喉唱出了大地的壮歌与自己的衷曲，并且，还有一点不应忽略的，就是他对现代小说文体建设做出的独创性贡献。 一、结构 在叙事结构上，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诚然有其构思精巧之美，但长篇小说恢弘的史诗性结构则更具独创性与建设性。尤其是《科尔沁旗草原》，你可以指出它结构上的种种不足，譬如：小爷的线索似乎过于玄妙，自然经济的崩溃缺乏具象的描写，春兄，水水以及那个以猪顶租的佃户的不幸结局的补叙有嫌突兀，原有的第三章——洪荒时代的关东草原的鸟瞰图——删去以后，丁宁对草原的依恋少了依托，等等。然而，整部作品具有未经砍伐的东北原始森林般的野莽苍郁，有因雷劈火烧而不规则倒地的残木朽木，更有巍然挺拔、直冲云天的苍然老松，有循迹可查的野兽踪影，也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飞禽，而这正是本色的史诗风味。应该说，史诗性追求是中国现代小说进入30年代以后走向整体性成熟的一个标志。从文体发展来看，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前驱者急于披荆斩棘、开疆拓土，最便当也最易见出成效的文体自然是中短篇。到了第二个十年，随着现代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与外国文学译介的扩大，步入长篇小说领域的作者渐次多了起来。从主体心态来看，经历过五四时期高亢的呐喊与启蒙落潮后的怅惘，心境相对平静下来，可以比较从容地考察社会历史、咀嚼心灵体验、熔铸宏篇巨制。长篇小说为史诗性提供了文体框架，史诗性为长篇小说增加了精神力度。茅盾的《子夜》等作品都可以视为带有史诗意味的成功之作。但从意境的宏阔幽深与结构的大开大合以及气势的雄浑粗犷来看，《科尔沁旗草原》显然更具史诗风采。为什么端木蕻良初出茅庐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史诗结构呢？究其原因，一个是如同不少论者指出的那样，是受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影响。再一个是同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开发得比较晚，或者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变比较晚，而农耕文明的开拓者不少是来自关内的逃难者、冒险者。当年，他们为了逃生或实现发财的梦想，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站住了脚跟，繁衍子孙。但那遥远的乡愁一直萦绕不去，成为自我折磨的一块心病，也作为自我安慰的一剂良药，大凡老辈的东北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家是在山东或河南或其他什么地方，有的还能讲述一段故园的或者逃荒的或者开拓的故事。19世纪以来，东北人饱尝沙俄掠夺之苦，又惨遭日本宰割之痛，率先品味着亡国的苦涩。历史与现实都强化了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我生长在科尔沁旗草原上，草原的血液，总在我血管里流动着”。[1]草原的苍茫肥沃，民风的粗犷豪放，历史记忆的悠远沉痛，现实生活的阴霾笼罩，从小受到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加之特殊的家庭背景——一方面出身于具有代表性的移民大户，另一方面母亲当年被强逼成亲而生出无涯怨愤，嘱托他写出父家的罪恶，这些自然有助于养成端木蕻良的史诗兴味。 如果说史诗性指称艺术构架的广度与气势的力度的话，那么，端木蕻良的小说在结构上还呈示出一种多层面的复调性。《科尔沁旗草原》就有多重旋律：一重是丁家的发迹衰败史，一重是丁宁的心灵史，在这背后还掩映着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史、黑土地经济结构变迁史，交织着底层社会的苦难史反抗史。自然、社会与文化，控诉与剖析，抨击与赞美，多重旋律，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展开，每一个都能产生动人的效果。但端木蕻良把它们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部多重主题、多乐章的交响曲，从而产生多元复合的审美效应，让人既感受自然的魅力，又领略历史的沧桑，既认识社会的众生相，又品味文化的意蕴，既咀嚼重浊的苦涩，又激发遥远的希冀。即使是较之《科尔沁旗草原》要单纯得多的《新都花絮》，在对娇弱自私的都市之花的讽刺性刻画的表层之下，暗里也隐含着对时政与达官贵人的政治讽刺。作品中的“潜流”，有时浮上叙事表层，与主调交织并进，有时则如沙中流水，潜行无声。无论那种情形，都拓展了艺术空间，加强了审美张力。 与时空大跨度、样态多层面相应，端木蕻良在小说结构中借用了蒙太奇等电影语言。特写，近景，中景，远景，长镜头，短镜头，镜头的推、拉、摇，定格，闪回，切换，等等，在他的作品里都有信手拈来的运用。如《科尔沁旗草原》第五章里，丁宁与太太对话中由春兄语及苏大姨，立刻在丁宁的脑海里闪现出苏大姨不幸的一生，等等。这种手法在新感觉派那里运用得较多，也许与他们所表现的大多是都市生活有关，动感较强而给人以眩目感。比较起来，在端木蕻良这里，镜头的切换较为自然，尽量照顾其相对的完整性，文脉曲折而流畅。 在叙事中，诚然有突兀的插曲，有迂回的补叙，便更有构思精巧的对衬叙事。体现在人物设定上，如《科尔沁旗草原》里的草原之子就有丁宁与大山，一个优柔寡断，一个刚烈果决，一个敏感细腻，一个粗犷豪放，两个人的道路也有不同。《大地的海》里有来头与虎头，《大江》里有铁岭与李三麻子，等等，他们或迥然不同，或相异互补。体现在场面描写上。如《科尔沁旗草原》，把三十三婶勾引丁宁作爱与二十三婶病痛之中的痛苦挣扎对照起来展开描写，三十三婶在这边愈是狂乱地、邪速地、毫无顾忌地揉搓、絮语、浪笑、呻吟，仅仅一架书画集锦的隔扇那边，二十三婶的病痛、窘迫、愤怒就愈显严重，反过来，二十三婶越是难堪、绝望，就愈见出三十三婶的放荡无耻。而三十三婶与二十三婶又同是封建社会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丈夫把她们娶入家门，腻了之后便独自外出浪荡，将她们置于这种守活寡的境地，于是才导致她们一个诱惑族侄乱伦发泄、一个煎熬成疾油尽灯枯的不幸结局。二人表现的形式有别，而作为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命运则并无二致。第十九章把灵子之死与古城暴乱对照起来描写则更有一番深意。侍女灵子与少爷丁宁发生了性关系，不管丁宁是出于对草原少女清纯之气的喜爱，还是出于一时烦忧的发泄，无论如何，灵子都是无辜的，她有权利享受爱的甜蜜，也有理由憧憬玫瑰色的未来。然而，她的怀孕触怒了太太，不仅因为她僭越身份“勾引坏了”少爷，而且她的幸福简直等于给太太丧夫之痛的伤口上撒上了大把大把的盐。太太威逼灵子喝下已经调好的浓酽的鸦片，其残忍、刻毒令人发指。太太的言辞越是刻毒，强逼灵子服毒的淫威越是狰狞，灵子服毒后的症状越是惨烈，对人生越是留恋，后面暴民复仇的疯狂就越是有了合理性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