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袁水拍(1916-1982)，本名袁光楣，又名马凡陀。袁光楣在家是长子，取“光楣”，做名寓有重振门庭的意思（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在他开笔写抒情诗的时候，他取“水拍”做笔名，是因为有一句“□□□□水拍天”描绘江南水乡的诗句（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到40年代，他开始大量写讽刺诗时，他又取“马凡陀”做笔名，是用了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可以这样说，袁光楣一生是用两副笔墨写诗：当写抒情诗时，他是“袁水拍”；当写讽刺诗时，他却是“马凡陀”。因为本文主要研究他的讽刺诗，所以通常用马凡陀这个名字来指称他。 马凡陀，一米八二的个子，长方形的脸型，中间略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颇具英国绅士风度，言谈与写诗，都显示出“雅谑与机智之妙才”（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写作、出版了诗集15本（注：《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解放山歌》、《江南进行曲》、《今年新年大不同》、《华沙》、《北京、维也纳》（包括通讯）、《诗四十首》、《煤烟和鸟》、《春莺颂》，《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歌颂与诅咒》、《政治讽刺诗》。）（另有一本取名为《云水集》的诗集，他生前已编好，但至今未出版），诗论集两本（注：《文艺札记》、《诗论集》。），译诗集4本（注：《我的心呀在高原》（彭斯原著）、《旗手》（冈察尔原著）、《伐木者醒来》（聂鲁达原著）、《聂鲁达诗文集》。），以及其它著述4种（注：《马克思主义与诗歌》、《论诗歌源流》、《诗与评论》、《五十朵蕃红花》。），计25种之多。这些作品曾在社会上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马凡陀的山歌》的出版，不但成为香港、上海等地当年游行队伍的“旗帜”、“炸弹”，而且在文学界还引发过一场诗学论争，形成了“五四”以后诗坛少有的热闹景象（注：转引自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马凡陀既是位高产而又高质的诗人，也是位“奇伟而又不幸的诗人”（注：刘岚山：《我和袁水拍——兼悼赵超构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他，生前“热闹”，备受关注；死后“沉寂”，备受冷落。换句话说，40年代中后期写作“山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诗名，而“文革”后期由于做过几年文化部副部长，则给他带来了抹不掉的政治阴影。友人为他惋惜说：“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但学术界因此而有意忘却、遮蔽马凡陀，显然是意气用事的短视。马凡陀毕竟是位诗人，而且是位重要的诗人。建国初期，马凡陀的创作曾一度被文学界的权力话语指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倾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的第二部分《创作方面的各种倾向》，见《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被纳入毛泽东的“文学新方向”之列，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之中。 本文的写作，就是想拂去厚积在马凡陀诗歌文本上的历史尘埃，展示马凡陀山歌的本相，藉此引起人们对马凡陀的注意。 二、“它怀胎着一个激变” 马凡陀从小爱好集邮，“常常和两个弟弟拿了烧稻柴灶用的火夹，去天赐庄博习医院后边的垃圾堆上，翻旧信封上的外国邮票。记得他那时已经喜欢哼些诗歌，就创作过一首邮票诗：‘一分邮票，／三只铜板，／拨仔唔叫化，／买块大饼啊，／好当一顿饭’”。（注：参见袁水拍的弟弟袁光斗的《寿哥的信》，载《苏州杂志》1994年第5期。）马凡陀当时还是苏州三元坊苏中学的学生，受当地吴歌文化熏染而自发地进行口头创作。而真正以袁水拍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是《我是一个田夸老》（后改名为《不能归他们》）。关于这首诗的生产过程，徐迟有过一段忆述。他说：“1939年春，戴望舒和当时在湖南的艾青合编诗刊《顶点》。望舒要我向这个苏州人约稿。大约早先已写过诗，欣然应命，三天后就交稿了。”（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两本抒情诗集《人民》（新诗社1940年版）和《向日葵》（美学出版社1943年版）的出版，充分展露了袁水拍作为抒情诗人的政治激情和艺术素质，在诗界颇获好评。李薇的评论有代表性。她在《起点的说明》中写道：“他写那逃亡的农民，好像就是自己在那里逃跑。他那种自然的与对象化合的敏感力，使他的诗保有强烈的亲密性，变化多端的新鲜，那几乎是与千变万异的客观世界同一的。”（注：李薇：《起点的说明——评袁水拍的两本诗集〈人民〉和〈向日葵〉》，载《新华日报》1943年8月9日。）她认为袁水拍的抒情诗与艾略特的《荒原》一样，记录了许多破碎阶层的混合体，一团糟的沉淀质；在这里，无论是从灵魂的身体，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绝望、混乱、粗暴、焦灼、噪音渗透了。袁水拍开笔写抒情诗。起点不俗、不凡，拥有了世界眼光。站在一个抒情诗人的写作立场上，徐迟对此也是赞不绝口地说：“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抒情诗。那应当是他最擅长的诗歌形式，自有他独具的优势和卓越的禀赋的。……如果袁水拍将他的才能集中于写这种抒情诗，他将得到何等的丰盛收获。我相信他完全可以写得和彭斯一样好，和拜伦一样好，甚至可以，完全可以写得和所有那些大诗人的抒情诗一样好的。”（注：徐迟：《袁水拍诗歌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尽管这是同行们根据袁水拍抒情诗写作的不凡起点所勾勒的想象中的诗歌辉煌，但是袁水拍在这之后的改弦易辙，的确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能的伟大的抒情诗人，却得到了一位出色的讽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