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穆旦早在40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40年代初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的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择了穆旦诗九首（注：参见编辑部：《诗人与书》，上海《诗创造》，1948年5月，第11辑，第32页。唐湜：《九叶在闪光》，《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第147页。）。1952年初，穆旦的两首英文诗作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tery)（注：参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280页。）。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40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 50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注：参见张同道、戴定南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穆旦已成为诗歌界回顾历史、着眼当前和展望未来都不能轻易绕过的重镇。 穆旦生前只出版过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后，海内外都出版了他与几位诗友的合集，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也相继面世。穆旦另有一些佚诗、佚文和遗作，特别是晚年写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不能公开发表（注：参见王自勉（美）：《艰辛的人生·彻悟的诗歌 诗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41页。）。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则向人们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译著二十多本，质量均属上乘，深受人们的敬慕与欢迎。这些精美的译诗，也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穆旦的研究，从1946年开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主要集中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生平经历，探讨他的艺术技巧、诗学传统、风格流派、思想特质、精神人格、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等，也有对其作品的细读阐释和赏析。本文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穆旦研究状况做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此项工作将以四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1946-1948年；二是1979-1988年；三是1989-1997年；四是1998年至今。 一 根据现有资料，穆旦从高中时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才从那时就开始显露，而且非常敏捷。大学期间，穆旦就有比较成熟的诗作发表在香港、重庆两地的《大公报》上。至40年代中期，穆旦早年的代表作如《还原作用》、《赞美》、《诗八首》、《出发》等，都已经发表，其中的十一首被闻一多收入了《现代诗钞》（1943年9月）。1945年1月，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首部个人诗选集《探险队》。随着诗作的发表和结集出版，穆旦如“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不少读者赞美”（注：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艺之花》，《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第122页。）。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注：原载伦敦《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穆旦诗集(1939-1945)》于1947年5月由作者自费在沈阳出版时，此文作为附录被收入，后又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1947年8月号。本文引用时采用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在第一阶段中，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诗的新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诗集》、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和《搏求者穆旦》（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期。周珏良《读穆旦的诗》，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7月12日。李瑛：《读穆旦诗集》，天津《益世报》，1947年9月27日。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上海《诗创造》，1948年6月，第12辑。唐湜：《博求者穆旦》，上海《中国新诗》，1948年8、9月号；《诗的新生代》，上海《诗创造》，1948年2月，第8辑。）。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则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仍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在《一个中国诗人》里，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虚空”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穆旦则没有模仿，也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辩证”的艺术手法，并指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