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中国新文化和重构现代人文精神的过程中，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的建构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尽管鲁迅生前并没有直接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发生过论战，但由于在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所以，新儒家在后来对鲁迅发起的批判当中，认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作过任何的贡献，如后期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余英时先生，就指责鲁迅“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注：张伟国《余英时访谈之三》，《联合报》（香港），1994.09.08。）。显然，这不仅仅只是余先生感情用事的随便说说，其中恰恰表明新儒家与鲁迅在价值观、文化理想等方面的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为什么以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见长的学者，也会道出如此肤浅的皮相之论、情绪之论呢？在探讨鲁迅的文化观时，是非常有必要将他与新儒家在建构现代价值观方面的不同，作一番认真的比较的。 为论述的方便，有必要先对儒家文化的现代遭遇，新儒家的生成及在建构现代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局限，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探讨。 1 19世纪中叶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遭遇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强有力挑战。在一整套完全不同形态的价值观、知识体系、文化理念和终极关怀面前，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由此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进入20世纪，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儒家经典逐渐地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退却。1915年以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为宗旨的《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起了主要是针对儒家“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进行全面批判的新文化运动，其锋芒直指以孔子为精神权威和价值取向的儒家文化经典。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注：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1卷6号。）由此他极力倡导“伦理革命”，旨在革儒家伦理之命。鲁迅、吴虞更是以激进的言论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不过是“吃人”的历史，是“奴隶时代”，（注：参见鲁迅《狂人日记》、《灯下漫笔》等文。本文所引鲁迅言论，均出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孔二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并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注：吴虞《说孝》，参见《吴虞文集》，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更是喊出了一个鲜明而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受到批判的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正式遭到放逐，开始从中心退向边缘，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 儒家在现代中国的遭遇及命运，是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尽管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并长期居于中国文化中心位置的文化学说，儒家即便退出中心位置之后也不可能立刻消失，但它在现代中国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感染力都已无法与昔日的辉煌相提并论。J.列文森曾就这一现象发表评论时指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像古玩一样珍爱着。”（注：J.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转引自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从文化心理情绪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深藏在少数人心底里的留恋情结，可以说，是引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新儒家文化(New-Confucianism)思潮（包括以后在海外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儒家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进行变革与转型之际，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守成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仅以它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就宣称，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注：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他认为“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注：张君劢《人生观》，《清华月刊》第272期。）另一代表人物杜亚泉在儒学遭到冲击而引发震荡时仍坚称“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中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注：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其实，新儒家中的许多人士对西方文化都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对近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与改造，甚至也不完全持异议，但在价值取向上，在意义世界的建构上，却对西方的价值观、文化理念，以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想等持排斥的态度，对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也多持怀疑的态度。他们坚持儒家伦理的普遍性，认为只有儒家经典才是人生经典学说，即像章士钊所指出的那样：“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注：章士钊《新时代的青年》，《东方杂志》16卷11号。） 面对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挑战，不能说新儒家没有作出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是对儒家经典守成的基础上作出的本能反应，基本上是沿着回溯宋明理学的导向来重建现代中国的意义世界。在重建的过程中，新儒家将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与社会政治体系相对分离，在以道德为本的价值取向上重建现代中国独立的意义世界，其中有以陆、王的心性之学作为重建的价值资源，有的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东方文化作为价值源头，指出中国的儒学心性之学和儒释道中的人生教义，应是现代中国人的“内在超越的信仰”，因为“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台北）1973版，第1卷第37页。）在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性冲突，儒家文化遭遇新文化猛烈批判而日显衰败的情形下，新儒家以中国文化的捍卫者和儒家文化坚定的守成者，坚持固守传统，努力开拓，并且身体力行，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实现心中的理想，谱写中国文化史的可歌可泣的篇章，的确近乎悲壮。
